科举、学堂、译书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对社会与文化领域多有建策，其中成就最大者为三项：改科举、兴学堂和建立译书机构。
改科举
康有为、梁启超是科举考试的积极参加者，也是科举制度的批评者。前已述及，康《上清帝第三书》指责科举制度的弊端，要求改武科为艺科，梁的名著《变法通议》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改科举（或废科举）、兴学堂。百日维新之前，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光绪帝根据贵州学政严复的上奏，批准设立经济特科；根据御史王鹏运的上奏，下旨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些新气象是戊戌变法的先声，也为康、梁的进取作了铺垫。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目标是改科举，即废八股改策论。他们的用力甚大（仅次于制度局及其变种），所获得的成就也最大。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照经济特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要求废八股：
……今生童岁科试，正场外皆先试经古一场，又有复试一场，请推行经济科之例，以经古场为正场，试专门一艺，时务策一艺，其专门若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图、算、矿、律各占一门，取倍本额；而复试以五经题一艺，四书题一艺，取入如额。又略如论体，以发明圣经大义为主，罢去割截、枯困、侮圣言之题，破承开讲八股之式，及连上犯下钓渡挽悖谬之法。其考官仍出割截题者，以违制论。县、府试同，亦限二场。首场试专门时务；二场试经艺……伏愿皇上饬下总理衙门会同礼部，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科试，立令直省学政，考试照新章举行。
生童科岁试，由各省学政主持，中式者为生员（秀才）；县、府试为“童试”，中式者为童生。康要求将经济特科推广到生童科岁试，改变科试内容：首场试“专门”（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图、算、矿、律）和“时务策”；二场试“经艺”（五经、四书），不用八股文。光绪帝未下旨，将该片呈慈禧太后。[322]四月十三日（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代拟的《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要求废除八股：
……有明中叶以后，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讲之格，虽名为说经之文，实则本唐代诗赋，专讲排偶声病，如宋元词曲，但求按谱填词，而芜词谰言，骈拇枝指，又加甚焉。以经意论，则无所发明，以文体论，则毫无取义。……故臣谓非立法不善之为害，而文体不正之为害也。请特下明诏，斟酌宋元明旧制，厘正四书文体，凡各试官命题，必须一章一节一句，语气完足者，其制艺体裁，一仿宋人经义、明人大结之意，先疏证传记以释经旨，次博引子史以征蕴蓄，次发挥时事以觇学识，不拘格式，不限字数。其有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摈勿录，其有仍入口气，托于代圣立言之谬说者，以僭妄诬罔非圣无法论。轻则停廪罚科，重则或予斥黜。
光绪帝对“废八股”是同意的，当日即命军机处拟旨；然此事属重大事件，谕旨须经过慈禧太后。第二天，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光绪帝明发上谕：
国家以制艺取士，原期阐发经义，讲求实学，勉为有用之才。兹据该御史奏陈近日文体之弊，请斟酌厘定，并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等语，著礼部议奏。[323]
从言辞来看，该谕旨有着明确的倾向性。然礼部迟迟没有议复。
就在杨深秀上奏的同时，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约同举人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该上书先后交都察院、总理衙门代递，皆未成，随后刊于《知新报》《国闻报》，形成相应的舆论攻势。[324]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当面陈请废八股，提议不必经礼部议复而直接下旨。[325]同日，光绪帝召见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表示了对八股的不满。[326]康有为、梁启超知道光绪帝的态度后，连续发动奏折攻势。[327]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御史宋伯鲁上奏由康、梁代拟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特下明诏”：
夫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数图史，天文地理，化电光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吾之教民，自丱角到壮岁，束缚于八股帖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是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臣愚以为科举为利禄之途，于今千年，深入人心，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所共托久矣。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伏冀皇上上法圣祖，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悉如圣祖仁皇帝故事，自乡、会试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
该折上后，光绪帝仅下旨“暂存”，并呈慈禧太后。[328]而从军机处档案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已经做了废八股改策论的准备。[329]五月初四日（6月22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其第二项是废八股，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
……而国弱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而下手之始，抽薪之法，莫先于厘正科举及岁科试四书文体，以发明大道为主，必须贯串后世，及大地万国掌故，以印证之，使学通今古中外，乃可施行。其文体，如汉宋人经义。停八股一事，必皇上明降谕旨，乃足以风厉天下。
光绪帝下旨“留”，并呈慈禧太后。同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由康代拟的《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仍是要求“特旨”：
……伏望皇上上法圣祖，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自岁、科试以至乡、会试，及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以发明圣道，讲求时务，则天下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万数举人，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
光绪帝下旨“存”，并呈慈禧太后。[330]根据先前的日程安排，光绪帝恰好于这一天由宫中去颐和园。第二天，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共同接见军机大臣，发布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敝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光绪帝经过慈禧太后批准，不经礼部议复而直接下达了谕旨，仅命礼部“妥议具奏”改制后的“详细章程”。[331]康有为、梁启超废八股、改策论的努力，由此获得胜利。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御史宋伯鲁上奏由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代拟的《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迅改试策论折》，提出两项要求：一、经济岁科与正科合并；二、生童岁科试立即改试策论。光绪帝立即予以采纳，发下朱笔修改的上谕：
前因八股时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惟是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义时务两不偏废（以上八字朱笔圈去），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改为策论（以上四字朱笔圈去），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遵新章一律办理（以上七字朱笔圈去，另用朱笔添以下七字：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332]
同日，宋伯鲁上奏由康代拟的《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片》：“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光绪帝未用此严厉之策，下旨“存”。宋伯鲁奏折、附片及光绪帝谕旨，当日呈慈禧太后。[333]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98年7月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称言：
……臣谓专门虽未能通，而时务自应皆晓，内政外交乃时务之切要，请改二场时务升作首场，试以五策，则通达中外之才出矣……臣考朱子《学校贡举议》，古今称善，今宜采用其说，略将经史分科。经以诗为一科，书、易二科，仪礼、礼记为一科，春秋公羊为一科，凡五经分为五科。史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一科，三国、六朝史为一科，唐书、五代、宋史为一科，辽金元史为一科，明史为一科，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为一科，文献通考为一科，国朝掌故为一科，凡诸史分为八科。其四书论为通学，人皆习之，其经学五科、史学八科，略用乾隆以前旧制，听人各习专经、专史，诸科各出一题，听人自认……其二场试艺，请以四书题为首艺，五经题为次艺，史学题为三艺，凡论三篇。
此时礼部尚未议复科举改制的“详细章程”，康抢先上奏，目的是为了影响决策。康的方案为：乡、会试首场试策论，试时务五道；二场试艺论，试四书、五经、史学三篇；其中五经与史学分科出题。如此设计，突出了“时务策”，突出了“春秋公羊”，也突出了史学并加“国朝掌故”一科。这与康、梁此期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是相一致的。徐折上后，光绪帝下旨“暂存”，并呈慈禧太后。[334]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礼部上奏《遵旨改试策论章程折》，对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试制定详细章程。光绪帝下旨：“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余依议。”[335]六月初一日（7月19日），光绪帝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的《妥议科举新章折》，再次下旨：“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两一篇。”戊戌变法期间科举改制的最后方案，光绪帝是根据张之洞、陈宝箴奏议而决定的。[336]
还需注意的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98年7月6日），礼部上奏《考试拔贡请钦命题目折》《考试拔贡是否改用策论片》，光绪帝下旨：“拔贡朝考复试两场题目，均著改为一论一策。”该谕旨改变了拔贡朝考复试的试题，即将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改为策论。而该谕旨的产生，很可能与康有为建策有关。[337]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进行的优、拔贡朝考，是清朝第一次用策论来取士。戊戌政变后，科举改制诸举措皆被废置。
兴学堂
在大力推动科举改制的同时，康有为、梁启超亦用力于兴办学堂，有所建树。
先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1896年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由梁启超代拟的《推广学堂折》，要求在府州县、省、京师三级设立学堂，并派优秀生往各国游学。光绪帝交总理衙门议复。总理衙门仅同意“京师建设大学堂”一项，提议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筹办理”。[338]此后，孙家鼐建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因经费无出而不了了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御史王鹏运上奏要求建立京师大学堂，光绪帝立即批准，命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议定章程。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窘迫，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翁同龢、张荫桓，没有时间起草章程。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谕旨，再次下旨：“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339]
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起草原本由翁同龢负责，翁亦与翰林院修撰张謇、翰林院侍讲黄绍箕有过多次商议。[340]当年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突然罢免翁同龢，大学堂章程的起草也因此中断。由于光绪帝多次催促，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托康有为、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341]五月十四日（7月2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衔上奏议复大学堂事务，随折附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虽经总理衙门、军机处多次修改，康、梁的主张仍占主导地位。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功课书（教科书）由梁启超主持的编译局来编写，以作为大学堂的教材，并颁行各省学堂；梁由此可在新编“功课书”名义下系统整理“康学”，并通过大学堂而传播。二、大学堂总教习的人选标准，照着康有为的模样而量身定制；康由此可以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士林领袖。[342]光绪帝当日下旨，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大臣。此后，孙提名曾任驻德国公使的许景澄任总教习，并对《大学堂章程》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343]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上《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折》，要求各省分别设立高等学、中等学与小学：
……臣为我皇上思兴学至速之法，凡有二焉：我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亦有公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有师生，皆有经费……莫如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校，义学、社学为小学……不论郡邑乡落，不论公私官民，皆颁发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力有不足，略减规模。请旨先电饬各直省督抚，率道府州县，各将所属书院、义学、社学、学塾处所多少，教习人才高下，经费数目，限两月报明。各书院、义学，皆本有经费，但有明诏，改变章程，别延教习，因其已成之基，一转移间而直省郡邑僻壤穷乡，祈祈学子，千数百万，皆知通经史而讲时务矣……臣查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皆溢款百数十万，各省善后局，皆为向来贪猾吏所盘踞巢穴，积弊尤深……请严旨戒饬各疆臣，清查善后局及电报、招商局各溢款、陋规、滥费，尽拨为各学堂经费……并鼓动绅民，捐创学堂。其能有自捐万金、广募十万金经费者，赏以御书匾额，给以学衔。其有独捐十万巨款，创建学堂者，请特旨奖励赏以世职，以资鼓励……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西例，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图算器艺语言文字，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伏乞明下谕旨，饬下各省督抚施行，严课地方官，以为殿最，违者纠劾一二，以警其余。[344]
这是很大的计划，涉及全国范围的诸多公、私领域：一、将原有的书院、义学、社学、学塾，改为兼习中西的学堂；二、学堂经费由各地从“溢款”“陋规”“滥费”中解决，并向绅民劝捐；三、将庙产改学堂，庙产收入归学堂。康的上书是由军机大臣廖寿恒代为呈进的，军机处档案中未有记录，光绪帝对此是完全采纳，也未交任何衙门议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清廷明发经光绪帝朱笔亲改的上谕：
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督抚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三（朱笔将“三”改为“两”）个月内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依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当（朱笔将“当”改为“闻颇”）有溢款，此外如有（以上两字朱笔删）陋规滥费，当亦不少（以上四字朱笔所加），著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籍颁发遵行。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不妨（朱笔将“不妨”改为“即著”）由地方官酌量（朱笔将“酌量”改为“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民风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爱养成材至意。将此通谕知之。[345]
为了落实这一谕旨，当日，军机处又发电旨给各直省督抚荣禄等人：
各该省会及各府厅州县书院共若干？每年统省共用束脩膏火共若干？著即查明确数，电复。[346]
由此可见，光绪帝明发谕旨和电报谕旨的内容甚至文字，来自于康的上书。这是戊戌变法最重大的改革决策之一。此后，光绪帝对该谕旨的执行情况十分关注，七月初三日（8月19日）发电各省督抚，命用电报回复，初六日再发电直隶总督荣禄、两广总督谭钟麟，命其详复。[347]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复电激怒了光绪帝，七月初十日，光绪帝又下了一道朱笔亲改的严旨。[348]还需说明的是，戊戌政变后，兴办学堂之事有所延缓；
至清末新政，新式教育大兴，书院、庙产等改学堂仍是清政府既定的政策，有着久远的影响力。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1898年7月24日），仓场侍郎李端棻上奏梁启超所拟的《敬陈管见折》，其第三条是派京官绅士回籍办理学堂，光绪帝将之交奕劻、孙家鼐议复。李端棻的原折未见，然从奕劻、孙家鼐六月初十日议复中可知其大概内容。奕劻“说片”称：
第三条特派绅士督办各省学堂。奴才以为，宜令各省督抚选择明敏端正在籍绅士，奏派督办，必能整顿学堂，而培植人才。
孙家鼐“说片”称：
第三条请京官绅士在本籍办理学堂。臣以为，当由各省督抚访求品学兼优、能符众望者为之，自可收培养人才之效。权归督抚，绅权不可太重，庶无喧宾夺主之虞。[349]
此时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劝康有为回籍办学，并劝梁启超去湖南办学，梁启超此时信中也有南下之意。[350]李端棻要求派京官绅士回籍开办学堂，若获批准，返乡办学的“京官绅士”康、梁等人便有了“钦差”的意味。奕、孙提出反对意见，由地方官选择本地绅士开办学堂，即将学堂纳入地方官员的管理范围之内。次日，六月十一日，内阁明发上谕：
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现在京师大学堂业经专派管学大臣，克日兴办，各省中学堂、小学堂亦当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惟事属创始，首贵得人。著各直省督抚就各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随时禀承督抚，认真经理。该督抚慎选有人，即著奏明派充，以专责成而收实效。[351]
该道谕旨完全根据奕、孙“说片”而拟，康、梁的目标未能实现。
建立译书机构
译书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重要目标。前已叙及，康于光绪二十一年发起强学会，将译书作为最重要的会务；梁于光绪二十二年撰《变法通议》，亦大力鼓吹译书。光绪二十三年秋，梁启超等人在上海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然集资仅银五六千两，印出之书主要是康有为及其同党的著作，其次是将日文汉籍改写，真正的译作并不多。[352]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力图将译书变成政府的新政事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代拟的《请筹款译书片》：
……臣愚窃考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且其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学之数月而可大通，人人可为译书之用矣。若少提数万金，多养通才，则一岁月间，可得数十种。若筹款愈多，养
士愈众，则数年间，将泰西、日本各学精要之书，可尽译之，而天下人士及任官者，咸大通其故，以之措政皆有条不紊，而人才不可胜用矣……若承采择，乞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行，或年拨数万金试办。
“学之数月而可大通”，是康、梁等人当时对日本语的认识，“人人可为译书之用”，也说明他们将翻译日本书看得过于简单。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复，并呈慈禧太后。[353]四月十八日（6月6日），御史李盛铎上奏《时务需才请开馆译书折》：
臣愚以为既尚新学，不如多译西书，使就华文习之，尚可不忘其本，且免蹈从前出洋学生之弊，通西语而不通华文也……拟请特旨开馆专办译书事务，遴调精通西文之翻译数员，广购西书，分门别类，甄择精要，译出印行，以宏智学。至日本明治以来，所译西书极多，由东译华，较译之西文尤为便捷。应请饬下出使大臣，访查日本所译西书，全数购寄，以便译印。并咨访中外人员中之通达时务、学问优赡者，酌调数员，专司润色，务期文义敷畅，俾得开卷了然……所有译书馆事务，应否特派大臣管理，抑或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兼办之处，出自圣裁，非臣下所敢擅拟。
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复，并呈慈禧太后。[354]李盛铎的奏折，最初很可能有康有为的参预，而李又有很大修改。[355]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由康参预的《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对梁称言：
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其中提到了“大学堂”“译书局”。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察看具奏”。[356]
总理衙门此时正为如何议复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而困惑，对杨深秀、李盛铎的建策，自然开放绿灯。五月初十日（6月28日），总理衙门上奏：
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赀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臣等公同酌议，每月拟拨给该局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即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官督商办，倘经费仍有不敷，准由该局招集股分，以竟其成。
此后，总理衙门又根据梁的请求，于六月十三日另拨开办经费银4万两。[357]
总理衙门以梁启超主持上海译书官局，目的是让梁离开北京。光绪帝对总理衙门五月初十日奏折朱批：“依议”，同时另下旨：“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应如何筹款兴办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并妥拟详细章程，迅速具奏。”[358]此旨透露出对总理衙门的安排不甚满意，略露留梁在京之意。总理衙门即刻转向，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出奏，称前奉谕旨“察看”梁，对梁大加褒奖，并请光绪帝召见。[359]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总理衙门议复京师大学堂事务，并附呈梁起草的《大学堂章程》；同日，总理衙门议复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将之再交给梁，并每月另拨银1000两：
大学堂编译局似宜与上海之译书官局同归一手办理，始能措置得宜。查上海为华洋要冲，一切购买书籍、延聘译人等事，皆较便易。既经臣等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堪胜此任，奏准在案，今京局似可与上海联为一气，仍责成该举人办理……至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所关最为重大，编纂尤贵得人，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辟分纂，必能胜任愉快。
光绪帝即予批准。[360]五月十五日，即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的十七天，又在颐和园召见梁启超，当日明发谕旨：“举人梁（起）［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361]谕旨中的“译书局”，包括大学堂译书局和上海译书官局。
《大学堂章程》和总理衙门关于译书局的奏片，给予梁启超编纂中西文“功课书”的全部权力，这是管学大臣孙家鼐所不愿意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孙上奏要求限制大学堂编译局的职责，“经书断不可编辑”，“惟有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速编译。”此项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362]六月二十九日（8月16日），孙代奏梁启超《拟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呈》，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予以批准：
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听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需宽筹经费，方不致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置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以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著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蒐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著预先发给，毋稍稽延。[363]
光绪帝十分欣赏梁启超，对其大开方便之门，梁原申请开办经费银1万两，光绪帝另拨银1万两，并将每月经费从银1000两升为3000两。手头如此大方，在光绪一朝极为罕见。七月初十日（8月26日），孙代奏梁《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准予学生出身呈》《书籍报章概准免纳税厘呈》，光绪帝也即予批准。[364]
由此，梁启超成为当时清朝内部经费最为充足的官员之一，上海译书官局开办经费银4万两，每月经费银2000两；大学堂译书局开办经费2万两，每月经费3000两。尽管梁启超给总理衙门呈文宣称，上海译书官局于六月初一日开办；给孙家鼐呈文宣称，大学堂译书局将于七月开办，他本人将于六月杪前往上海采购图书；七月初十日由孙代奏的梁呈文又宣布，将开办上海编译学堂；但我所见的史料中，还没有看到梁具体操办南北两译书局及上海编译学堂的活动。此后他没有去上海，没有编译成任何一本功课书或译成一本西学书，他的诸多回忆中也不见相关的记载。从他到日本后的“翻译”事业来看，他低估了译书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