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议院考》及其思想资料的辨识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1896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0册上发表《古议院考》。梁开篇即称：“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梁在充分肯定了议会在西方走向强国进程中的决定意义后，笔锋一转，称中国古代亦有议会之意：
……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其在《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乎身。”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苟不由此，何以能询？苟不由此，何以能交？苟不由此，何以能见民之所好恶？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
除了有议院之“意”外，梁又指出，汉代还有与议会相似的制度：
汉制议员之职有三：一曰谏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议郎。《通典》云：“谏大夫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汉旧仪》云：“博士，国有疑事则承问，有大事则与中二千石会议。”中世以后，博士多加给事中，入中朝，备顾问，称为腹心，上所折中定疑。《汉官解诂》云：“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中二千石、博士会议。”夫曰多至数十人，则其数与西国同；曰“不属署，不直事”，则其职与西国同；国有大事，乃承问会议，则其开院之例与西国同；或制书征，或大臣举，则其举人之例，亦与西国略同。虽法之精密有未逮，而规模条理，亦略具矣。
梁又进一步地推导出，汉代的这种制度，秦代有，秦代之前也有，“盖必于三代明王遗制，有所受之矣”：
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上议院之公案也。周厉无道，国人流之于彘，此下议院之公案也。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子产弗禁。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遂以盐铁事相争议，辩论数万言，其后卒以此罢盐铁。是虽非国家特设之议员，而亦阴许其权也。
除此之外，梁还举出了一些小的事例以证之。[2]梁同时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对这一思想也有简短的叙述。[3]
然而，梁启超《古议院考》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康有为。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作《论时务》一文，称言：
……或曰：议院于今诚宜行矣，如于古无征何？诘之曰：《洪范》言“谋及卿士”者，上议院也；“谋及庶人”者，下议院也。盘庚进众于庭，吕郤宁武入民而誓，大司徒之询国危、询国安、询国迁是也。[4]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二书》（即“联省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有“通下情而合其力”一条，称言：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5]
值得注意的是，康将古代议会的职责解释为“通下情”。梁在《古议院考》中充分发挥了康的思想，所引用的中国经典也更为详尽，可以当作康说的详细注解。
从今天的知识来看，西方近代议会的思想与制度，与中国古代经典、史籍中所言的概念，是不相通的，各为一体；与汉代“谏大夫”“博士”“议郎”的性质，也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一一检视梁启超所引用的思想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梁所引用的思想资料，其中有四条康有为已经引用，即《尚书·洪范》《孟子·梁惠王》《礼记·大学》《周礼·秋官·小司寇》，我在上编的相关章节中也已注明，此处简略处理：[6]
一、“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一句，分见于《易·泰卦》“上下交而志同也”和《易·否卦》“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原文只是强调上下之间交流的重要性。这一条康有为后来在《日本变政考》的按语中亦引用。
二、“询谋佥同”一句，见于《尚书·大禹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原文强调了政治决策时的三个因素，即君王、臣下与卜筮，“询谋”也只是君王征询臣下的意见。且《大禹谟》一篇属梅赜《古文尚书》，对于强调“新学伪经”学说的康、梁来说，明显属于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一句，见于《尚书·洪范》。原文强调了五个因素，即“汝”（君王）、卿士、庶人、龟、筮；在做出政治决策时，要以五个因素的从、逆来判断吉、凶。以此而称卿士为“上议院”、称庶民为“下议院”，梁属断章取义。康有为前已引用此典。
四、“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一句，见《周礼·秋官·小司寇》，文字稍有异。原文之意是小司寇在朝中乃至民间征询各位的意见，且《周礼》亦是古文经。康有为引用此典时，将“小司寇”误为“大司徒”，且避讳“询立君”，改称“询国安”。
五、“与国人交，止于信”一句，见于《礼记·大学》。原文所讲的是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五个概念，都是儒家治国的要义，梁此处仍属断章取义。康有为亦引用此典，文辞更为简略，仅称“文王则与国人交”。
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乎身”两句，亦见于《礼记·大学》，文字稍有异。[7]然原文所强调的只是君主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七、“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一段，见于《孟子·梁惠王下》，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一段话，梁有所省文。然原文所强调的是君主为了不至于用错人，在晋升、罢免、惩杀诸方面，要征询“左右”“诸大夫”“国人”三个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国人”的意见，“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省去了“左右”“诸大夫”两个层次。由于孟子的这段话，当时人很熟悉，梁此处仅是省文，非为断章取义。康有为对这段话极其重视，多次引用此典，后作《〈孟子〉微》，由此而引申论说其“大同三世说”思想。
八、关于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梁启超还有三条短注：甲、“《史记·三王世家》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安等议’云云。又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云云。又言：‘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云云。又言：‘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云云。《儒林传》言：‘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云云。盖汉世有事，无不与谏大夫、博士会议者。而博士为尤重，每一议，必列其官，且列其名。《史》《汉》中多不具征，盖博士实议员之常职也。”乙、“《史记·儒林传》：‘伏生，孝文时征为博士。’”丙、“《汉书·孝成本纪》：阳朔二年，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梁用这些事例来说明，汉代的谏大夫、博士等，其职责相当于议员；而这些材料恰好说明他们不是民选的议员，而是朝廷的命官。
九、“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姓皆不悦”一句，见《孟子·滕文公》。滕文公派然友去问孟子，其父滕定公丧制该为何。孟子答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该篇接着称：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滕文公由此再派然友去问孟子，孟子坚持己见，并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滕文公由此坚持三年之丧，最终得到了“百官族人”的认可，“谓曰知”。以上的故事，说的是滕国官员反对实行“新”的“丧制”，最后在德风之下草偃，似与上议院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
十、“周厉无道，国人流之于彘”一句，见《国语·周语》。其称：周厉王暴虐，国人谤之，周厉王杀人以止谤，大臣邵公劝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要求疏导，并行善政。“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从周厉王杀人止谤、“国莫敢出言”来看，似与下议院的性质根本不同；至于三年后“流王于彘”，当属朝中贵族举行的政治革命。
十一、“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一句，见《春秋左氏传·襄公三十一年》。其称：郑人在乡校中议论政治，大夫然明提议拆毁，子产不同意，表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亦改之，是吾师也”，并提出“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的因势利导的方法。“乡校”只是一个民间议论诸事（包括政治）的场所。《左传》亦属古文经。
十二、“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一段，指汉朝历史中关于盐铁官营的大讨论，史籍中关于此次讨论的著述颇多。“贤良”“文学”是汉代察举产生的人才，到朝廷面试后授职。此时大将军霍光召之询问，以能了解民情。
以上十二条，其中康有为引用为四条，汉代的“议郎”，康虽未直接说明，但在多处行文中已有此意，其他则是梁的加增。而康引用的“盘庚进众于庭”“四目四聪，皆由辟门”两条，梁没有引用，很可能是认为过于牵强。
以上梁启超（包括康有为）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有“议院”的思想资料，我个人以为，似不能证实其说。我们不能由此怀疑梁启超（包括康有为）史料阅读与理解能力，也不能由此证明梁启超（包括康有为）对中国古代历史存在着知识错误——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与知识远超于今人，在当时也是很高的；然我们却可以由此折射地得出另一个结论——梁启超（包括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议会制度有很大的误解，才会做出如此不恰当的比附；尽管我们还可以怀疑梁（康）为其宣传之需要而有意曲史。而这里提到的“误解”和“曲史”，后文会有说明。
尽管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称赞了泰西各国的议会，称赞了中国古代类似议会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但对此时是否要设议会，却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称言：
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8]
这种先设学校、后立议会的政治设计，虽由梁启超提出，也应视为康有为的策略。军机章京陈炽之前也提出过相近的建议。[9]康此时所办的“万木草堂”，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并两次去广西讲学。梁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政论著作《变法通议》，已经完成的部分大多关于学校，努力宣传学校于变法之功用；此后又往湖南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而到了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第二次进呈《日本变政考》，作按语，言及学校与议会之关系，称言：
……其民智愈开者，则其国势愈强，英、美各国是矣。民智之始何基乎？基于学校。民智之成何验乎？验于议会。夫学校与议会，相联络、相终始者也。故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智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