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英联日的外交策略
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列强的进逼，尤其是德国占据胶州湾和俄国占据大连与旅顺，英国、法国和日本也随之以“利益均沾”为由，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瓜分”之说兴起。清朝经历了甲午战败的恶果后，既不敢言战，又不敢轻允，分寸大乱。康有为却自认为有能力解救危局，当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进据大连、旅顺之初，其对策有二：一是联英联日；二是亲赴“弭兵会”。
先看第一策。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康有为为御史陈其璋代拟奏折，称言：
……盖俄之势愈盛，愈不利于各国，故各国占地之意，愈急而愈坚。欲求易近之交，以制方张之寇，计非联络英、日不可。[380]
康代拟的这一奏折，陈未上奏。同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代拟的《联络英国立制德氛而坚俄助折》：
……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矧他国敢生觊觎乎？……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於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猇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
光绪帝当日将之交总理衙门。[381]同年十二月十九日（1898年1月11日），御史王鹏运上奏由康代拟的《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和《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称言：
至于联英一事，臣早夙夜图维，近复风闻日本陆军大佐宇都宫往汉口见张之洞，自言奉彼国密旨，为我联英拒德，确有把握，或助战，或排解。英亦无多甚奢望，不过购船雇将、借伊股债等事，即可力助。日本亦并不索谢，且言中国朝覆，日本夕亡，非但为中，亦且自为……可否一面饬下翁同龢、张荫桓此时暂与德使故为往复，借延时日；一面饬下张之洞速拣干员密往东洋与彼商定，但使英人慨许相助。
此时结倭联英，止可由外派员潜往，或借采办洋铜为名，前赴东洋，事成固善，不成亦不致声张，致涉痕迹……
光绪帝没有处理意见，将之呈慈禧太后。[382]从康所拟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缺乏近代国际知识的弱点。他不了解当时外交的一般方式，情报极不准确。从今天可见的外交档案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德国在进占胶州湾之前与俄国有密切联络，之后与英国亦有联络；俄国对德国的行动是默许的，英国却与德国在对华借款方面进行了合作。日本主要敌手是俄国，主要矛盾却在朝鲜半岛，日本对德国、俄国的行动并不准备武力对抗。康仅知英国、日本与俄国有矛盾，但不了解各国的外交目标，却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思路来设想各方的套路，颇具苏秦、张仪的风度。
再来看第二策。康有为听闻当时西方有“弭兵会”，自认为其知识水准足以“舌战群儒”，要求出任“游历使”。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383]
光绪帝下旨交总理衙门“酌核办理”。高的奏片，似由康有为代拟的。[384]当时欧洲一些人士拟召开和平会议，但这类会议因无官方背景而无实际作用。康通过《万国公报》得到一些片面的消息，自以为可以一展其身手。[385]高的奏片称康“才气豪迈”属实；称康“熟谙西法”则是全非。总理衙门奉到谕旨，对“弭兵会”一头雾水，三个月后才上奏，予以拒绝。[386]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898年3月3日），俄国提出租借大连、旅顺和修建中东路支线（哈尔滨到大连）的要求，二十一日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要求两周内答复。三月初三日（3月24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为胁割旅大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呈》，提出三策：
职敢敬告我皇上一言曰：坚拒勿许而已。然拒之道有三：密联英、日，赫怒而战，上策也；不允画押，听其来攻，徐待英、日之解难，中策也；布告万国，遍地通商，下策也。三策皆可图存。若许俄割地，则英岂独让，必割长江，法割两粤，诸国纷来，思得分地，鱼烂瓦解，一旦尽亡，是为无策。
俄人取东三省于日本怀中，日人仇之久矣，其士大夫结知耻会，以我偿款万万，尽以练兵。若俄人始于仗义，而终于攘劫，日人必起而责之……故英直与俄不两立者也。近俄不能出黑海，则专注我黄海，英亦必以救土耳其而救我矣。日铁舰四十，英铁舰二百四十余，我有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尚足以战，况加英、日之师，以御俄区区之众，败俄无疑，则复收东三省之铁路，翻胶州之成案，正可因俄路未成，而为此大举。此英、日日夜想望之间隙，我因而用之。此一战也，诸国耸动，可缓分割，真保中国非常之机会也。职请皇上赫然震怒，决战无疑。
或不敢言战，则泰西有不允一例，名为普卢爹士，但坚拒其请，俄人知不能虚言恫喝，自度兵薄，未必再肆要求，即果动兵，我不还炮，不与战，但必不画押，日人必不甘令俄坐得东三省，英人助之，必合而仗义责俄，或陈兵拒俄。职敢为皇上一言，俄人必不得志。
即或虑俄人横肆，德、法助俄，诸国未必助我，则可遣大使布告万国，皆许其遍地通商，立约瑞士，公众共保，则俄人亦必不能独肆要求。故职敢一言曰：拒俄则必存，与俄则必亡。[387]
康的“上策”，即“密联英日”，是他一贯的主张；而康称清朝“赫怒而战”，英、日会因此对俄开战“而救我”，则是想当然，事实恰好相反。英、俄国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极少直接开战，而是习惯于互相讨价还价，暗中交易。俄国占据旅大后，英国提出优势区域（势力范围）的划分，即承认俄国在黄河以北的优势，俄国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并因俄国在中国北方沿海的优势，英国租借威海卫，以形成均势。英国最终达到了目的。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甲午战后，俄国一度占据朝鲜半岛优势。日、俄为了避免冲突，互相调整，签订了两次议定书，即《小村—韦贝备忘录》（汉城议定书）和《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莫斯科议定书）。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俄国向日本提出，俄国租借旅顺与大连，同时保证不干涉朝鲜的内政。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两天后通知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俄国若将朝鲜交给日本，日本则认为满洲不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即“满韩交换”。此后几经谈判，签订了《西—罗森协定》（东京议定书）。英俄之间、俄日之间的秘密交易，康完全不知情；从清朝现存档案来看，总理衙门及清朝驻伦敦、圣彼得堡、东京公使馆也不知情。当近代外交已成为列强之间一次次赤裸裸的讨价还价时，康却以为自有妙着定乾坤的“神来之笔”，并想象奇妙的结果。康的“中策”，还是依靠英、日，“普卢爹士”，似为英文Protest的粤语转音，意为“抗议”。这种不相战、不签约、仅提出抗议，交由英、日与俄国交涉，非为有效办法。康的“下策”，即自开通商口岸以拒俄国等国的要求，说明他对俄、德、法等国的国际战略的无知，对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无知。清朝此时因俄国最后通牒即将到期而进入谈判的尾声，准备同意俄国的要求，对康的建策没有做出反应。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光绪帝将其收到的康有为各次上书及《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慈禧太后。
随着百日维新的进展，京城中的政治局势也越来越紧张，康有为以“瓜分”在即为由，竟然主张与日本、英国“合邦”。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98年9月9日），刑部代奏主事洪汝冲《敬陈迁都借才联邦三策本原大计呈》，其“借才”一节提出：
……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借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
此为要求以“好爵”将伊藤博文留在中国，以供“周咨”。其“联邦”一节提出：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中国之自强，惟在日本之相助，英人保泰持盈……
此中的“联邦”“联合”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外交上的“同盟”关系，还是建立“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难看清楚，很可能他本人也不太清楚。光绪帝旨命“留中”，并呈慈禧太后。[388]洪汝冲的上书，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389]随着京城政治局势越来越危急，康的动作也更频繁。八月初五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代拟的《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
……臣闻德、法诸国皆言中华守旧者阻力过大，积成痿痹，商之不理，吓之不动，只宜武断从事，谋定而发，即为所欲为耳。用是共会于俄都之森彼得堡，悍然宰割天下，碎裂中原：俄则分我燕、晋、秦、陇；法则分我闽、广、滇、黔；德则分我山东、河南。英人虽本无此志，亦不得不借手于吴、越、荆、益，以求抵制。各国重复绘图，明画分界。兼闻英舰七艘已至大沽，可以保权利，可以敌合纵，即可以恫喝吾华。其余诸国，亦转瞬即来耳……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臣素知该牧师欧洲名士，著书甚多，实能深明大略，洞见本原。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
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光绪帝下旨“存”，并呈慈禧太后。[390]康编造了“圣彼得堡会议”，宣称俄、德、法三国决定了瓜分计划，英国亦参与其中，清朝即将亡国。清朝应采纳李提摩太的建议，联合英、美、日本。该折中的“联结与国”“联合”“固结”“合邦”诸词汇，意思仍是不清楚的；该折中的“借箸”，意思却是清楚的，即以客卿来待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第二天，八月初六日，御史宋伯鲁上奏由康代拟的《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而救危亡折》，言辞更为明确：
昨闻英国兵舰七艘已驶入大沽口，声称俄人将大举南下，特来保护中国。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俄分满、蒙、燕、晋、秦、陇；法分闽、广、滇、黔；德分山东、河南；英分吴、越、荆、益。眈眈环视，旦夕宰割，是昔仅有其言者，今将见诸实事。危急存亡，变在顷刻。若不急筹善法，一旦分裂，悔将何及。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素善，不患不就我范围……昨闻二国已在珲春开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391]
该折继续以圣彼得堡会议“瓜分”为前提，称清朝已处于“危急存亡”，端出李提摩太的解救方案。而该折的核心，是由李鸿章、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商酌办法”，目的是让康有为重返政坛。
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甲午战争期间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宣称有解救中国的“妙着”，即由西方国家来接管清朝主要政务，由此摆脱战争中的不利局面。张之洞对此未予理睬。李提摩太再到北京向总理衙门兜售，也未成效，将之发表在《万国公报》，题名为《新政策》。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并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他的“新政策”没有与英国或其他大国政府商量过，是其一厢情愿的设计。他与英国及各大国政府也没有密切的联系。[392]
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俄国、英国、法国皆有所行动。列强为了防止竞争过度，相互间多次交涉过划分优势区域。从现存的各国外交档案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各国并没有产生或讨论具体的“瓜分”计划，英国此时还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由此，“瓜分”的阴影是康有为等人的自觉意识，以此推动国人的“觉醒”。他们没有相应的国际知识，也没有相应的情报，只是将报刊上各种消息和传闻相叠加，认为清朝已处在亡国的边缘。
康有为、洪汝冲、杨深秀、宋伯鲁并不了解当时已存在的“合邦”形式——即外交上的“同盟”（清朝与俄国已有同盟条约）、两国合并的“联邦”或“邦联”、帝国体制下的殖民地（如英格兰王国与印度帝国）。他们提出的“合邦”概念，应当从他们的思想资源即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中去理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李提摩太进京，是受康的邀请，康称将奏请光绪帝命其为“顾问”。李提摩太到京后，与康有交流。[393]由此而论，宋伯鲁所称“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等语，主要是大量聘请英国等国人士来担任清政府的重要官职，还谈不上将四个国家合并成为一个国家。
日本伊藤博文首相解职后，此时来到朝鲜与中国，主要是看看有什么机会。他认为清朝改革已属过急、过激，对康有为一派并不看好，相当重视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他并没有做好留在清朝担任改革顾问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带来一个与清朝合邦的计划。日本政府此时的目的是拆散中俄同盟关系，没有与中国结盟的计划，更谈不上“合邦”。
由此而论，杨深秀、宋伯鲁提出的“合邦”计划即使得到光绪帝批准，也没有实施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并没有与中国“合邦”的愿望与能力，一旦“合邦”，将遇到俄、德、法、美的压力，英日关系也无法调整。只有李提摩太这种思维想象力超过政治行动力的人，才能提得出来；只有康有为这种不了解国际政治内幕的人，才会付诸奏议。
前已叙及，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因开设“懋勤殿”而发生冲突。八月初二日，光绪帝旨命康有为离开北京。八月初三日，康派谭嗣同往访袁世凯，提出了军事政变的计划，袁未同意。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清晨，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准备乘船南下。在此时刻，康让杨深秀、宋伯鲁提出“合邦”计划，已是最后的一击。[394]
光绪帝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收到由特殊渠道递上的御史杨崇伊奏折，得知伊藤博文有可能被留下来主持新政。八月初四日，她回到城内西苑，次日正是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的日子。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即宋伯鲁奏折上达时，慈禧太后已经发动了政变。[395]
综上所述，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制度局。当此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也设计了许多变种，其目的就是要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坐在皇帝的身边来把持变法的方向与节奏。他的这种设计，与军机处、军务处、总理衙门有着很大的权力冲突，是清朝高层绝不容许的。他企图在皇帝的身边施加影响力，与慈禧太后控制光绪帝的政治威权结构有着很大的冲突，也是慈禧太后绝不容许的。改革者谋取政治权力本属历史的正常现象，却也提示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主要围绕着权力来进行。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都提出了全盘的改革计划，但其设计是草率的、无法落实的。从《上清帝第六书》开始，康已适应了清朝的政务处理方式，不再提全盘的设计，而是一事一报，一事多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获效最大者为改科举、兴学堂和设立译书机构；其次为设立政府经济机构、专利权与删减《则例》——康、梁建策中比较切合实际者，大多被清朝所采纳。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政策设计中最不成功者多为外部事务——发行纸币、大借洋款，可谓失计；“以教制教”、联英联日，可谓大误；至“借才”“合邦”，则达于荒谬——尽管戊戌变法被视为以西方为方向、以日本和俄国为榜样的改革运动，但对康、梁来说，西方仍是陌生的地方。他们没有完备的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知识，也没有完备的西方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知识，却以“新学家”“时务家”的身份来指导这场运动。[396]书生议政，本有不足，然若书生的“书”本身出了问题，其所“议”之“政”，就有可能走错方向。
若将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三次上书中包罗万象的内容，与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建策作比较，可以发现有着非常明显的连续性；且三次上书中的主要内容，在变法期间多已提出，尤其是涉及领域众多的“十二局”设计。其尚未提出者，主要有闲散衙门裁撤、官员增加俸禄、邮政、恤穷和军事改革诸多方面。然闲散衙门裁撤已由岑春煊提出，邮政已由张之洞提出，军事改革已由荣禄提出；至于官员增加俸禄和恤穷，原本就是个老问题，不断地有人提出，而最终也没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