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文化教育（教民）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社会与文化教育的改革方案，用他的说法是“教民”。《第三书》再次抄录。其内容一共有三项：艺学科、报馆、道学科。

一、关于艺学科，康有为时代所称的“艺学”，指科学、技术和制造。康指出清朝此期科举的弊端，尤其是以“弓刀步石”为主的武科举完全不适用，说明英、美等国在教育、学术著述及图书馆等方面的成就，提议将“改武科为艺科”，先设立书院：

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

此是提议广开各类专门学校，与前文所叙的“考工院”有相同相近之处；“仍专一经”“各有专门”的设计，可追溯到前节所叙康有为早期著作《教学通义》中的“私学”。此项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与“考工院”相同：在清朝尚未建立普通教育体系之时，专门教育又如何开展？此类学校所需要的人才与资金又如何解决？而“考工院”的培养目标只是技工、技师，“艺学书院”培养的是大批专业人才，即便能够培养出来，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而言，还会有相应的就业问题。康的考虑却不在此，而是设计了“艺科”的科举之途：州县艺学书院的学童，每年由学政与院师考试，除所习专业外，加试经题，其中一半举荐于“省学”，获得相当于“生员”的资格，五年未中式者出学。省级艺学的生员，每年由督抚、学政与院师考试，除所习专业外，加试经、史、掌故，其中一半“贡于京师”，获得相当于“举人”的资格，五年不中式者出学。京师艺学的举人，每年由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考试，一半中式，获得相当于“进士”的资格，三年不中式者出学。艺学进士回州县艺学任总教习；艺学举人任分教习，“并听人聘用”；艺学诸生回其乡学塾教学，“并充各作厂”，即到各作坊、工厂去工作。至于有所创造者，可以“量授以官”。^[203]如此这般，大量培养的“艺学”专门人才，其主要出路不是在社会中就业，创造知识与财富，而是形成庞大的科举体系，就像当时的儒学那样。学和用之间，将会严重脱节。此外，康《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文科”改制，在《第四书》中再次提出“稍改科举”，然皆语焉不详。^[204]

二、关于“报馆”，康有为引经据典，说明近代报刊的重要性，“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提议“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禆政教”。^[205]也就在此时，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梁启超后来参与创办了《时务报》和《知新报》。

三、关于“道学科”，康有为指出孔学的重要性，要大力宣扬，以能与西教相对抗。他的办法是：（一）“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即孔学造诣深厚者，可担任国子监的官员，或外放学政。（二）“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即可授州、县学教谕、训导等官。（三）“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即生员可直接到乡间去宣教，并得到资助。由此可见，“道学科”非为新试科举之一途，而是孔学深厚者（大儒）或已经通过科举者（举人、生员）的职业选择。从清朝当时的补官、授官情况来看，出路是相当优越的。除在国内宣传孔学外，康有意仿效西方传教士到海外宣教：如果有“高才硕学”欲往外国传播孔子之道，给予国子监、翰林院的官衔，助以经费，并令清朝驻外公使、领事予以保护，“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在华侨众多的南洋各岛，“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其目标是“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206]前已叙及，康有为本来就有立教的设想，此是微露其意；戊戌变法期间，康直接上奏提议设立“孔教会”。（后将详述）^[207]

此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中还简要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学会、书藏（图书馆）和专利制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