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说法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此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宣传康的思想。在徐勤、刘桢麟的前引文章发表之后，梁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中国之将强》，继续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所言皆是“人事”——兴办各类学堂以造就人才、以勤劳和低薪从事机器加工业加入全球竞争、到南美洲殖民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能对抗西方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以能挽救中国而不被瓜分。随后，梁笔锋一转，谈到“地运”：

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45]

梁启超的文笔真是清楚明白，用最简单的文字一下子道出了底蕴。原来零散记录、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洪水说”“地顶说”，一下子具有了“逻辑性”，展现出其条理与意义。“洪水说”“地顶说”的最终结论是“地运说”，就像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的最后结论是“大同三世说”一样。我不知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时是否区别听众，向所有人传授“洪水说”“地顶说”，而仅向梁启超、徐勤等人传授“地运说”？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46]

对照徐勤、刘桢麟对“地运”的描述，梁启超的叙述方法是去掉枝蔓，突出主线——不再提“洪水”，不再提“四大金龙池”，甚至也不说“地顶”；山岭与河流全都省略，只说海洋与海岸；详细的历史进程全都省略，只在地图上直接画出明确的路线：从昆仑到印度，再到波斯、两河流域、埃及，跨地中海而希腊、罗马、意大利，沿地中海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至英国，随后进入欧洲大陆即荷兰、瑞士、德国；其后的“地运”路线最为奇特，分为两支，一入波罗的海，向东往俄罗斯，一入大西洋，向西到美洲；向东者经西伯利亚到中国，向西者经太平洋、日本到中国。“十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运并交”，“地运”也将到达最终目的地，即“中国之强盛，将甲于天下”。就以上“地运”路线而言，梁的说法虽是简洁版，但说出了徐勤“世界大势”的结论，说出了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的结论。若将徐、刘、梁三人的解读放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出康有为“地运说”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论点。

康有为的“地运说”虽有地理形势与交通进步的外表，但其核心是“命定论”，具有超越“人事”（人的奋斗）的神秘力量。梁启超将之与“五德终始说”相连接，并称“周、秦儒者罔不道之”。梁援引《易》称“其几甚微”，即其征兆极其微小，并称“其理可信”。^[47]既然是一种“命定论”，不免与“人事”（人的奋斗）相冲突，梁自辩称：“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即“人事”与“地势”（地运）可以彼、此同时存在。

在戊戌的时代，康有为及其弟子在公开舆论中大力倡导变法维新，所言之主旨，皆是“人事”（人的奋斗）。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更是万口传颂。康有为作为一名“先知”，可以知天命，可以解地运，以能“创制立教”；但一旦将“地运说”说破，在此类“命定论”的观念之前，“人事”（人的奋斗）将会变得缺乏意义。且以当时人的好恶与知识水准，对多具“命定论”色彩的“地运说”可能会不感兴趣，甚至斥责，梁亦为此而自辩：“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由此似可以解释，为何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中未录“地运说”？康可能没有说，或没有多说；为何徐勤、刘桢麟没有说出“地运说”的最后结论？他们或许未能充分理解，或许不便说透。也只有像梁启超这位思想敏锐、年轻气盛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打穿后壁，说出了“地运说”的底蕴，就像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公开宣传“大同三世说”一样。只不过他那简洁版的言辞，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亦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说的是“气运”，亦谈到“转机”，论点与康门弟子所言“地运说”有较大的不同。该文主要谈航海与铁路，主张利用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与英国争夺远东商路之机，奋起维新，继而能收回权利，并没有“命定论”的色彩。^[48]张寿波与康有为的关系较远，思想上也不紧跟，长期住在香山、澳门，可能没有受到康的“地运说”之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