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对《孟子》一书的注解，也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署日期为“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即1901年12月22日，但不排除康有为此后又有修改。[41]康有为在《〈孟子〉微》中，一共21次使用“进化”之词，也用“竞争”“天演”之词。先来看“进化”，我在这里举3个例子，并试图将与其相同、相近的用法进行合并。
其一，《孟子·滕文公》中称：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此中之所言是圣人功绩与历史进步，是孟子从“劳力”“劳心”之别而引发的。康对此作注称：
草昧初开，为大鸟兽之世，及人类渐繁，犹日与禽兽争。今亚、非洲中央犹然，且大兽伤人尤多。今印度，岁死于虎狼者数万计，可知人兽相争之剧。中古人与人争地，故以灭国俘虏为大功。上古人与兽争，故以烈山泽、逐禽兽为大功。尧、舜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至周公时，尚以兼夷狄、驱猛兽为言。今则中原之地，猛兽绝迹，田猎无取，此后人道大强，兽类将灭。盖生存竞争之理，人智则灭兽，文明之国则并野蛮，优胜劣败，出自天然。而所以为功者，亦与时而推移。野蛮既全并于文明，则太平而大同矣。猛兽既全并于人类，惟牛、马、犬、羊、鸡、豕，豢养服御者存，则爱及众生矣。此仁民爱物之等乎？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故先圣尤重教焉。五伦之立，据乱世之人道也。生我及我生者为父子，同生者为兄弟，合男女为夫妇，有首领服属为君臣，有交游知识为朋友，此并世相接之人天。然交合之道非强立者，圣人但因而教之。父子天性也，故立恩而益亲。兄弟天伦也，故顺秩而有序。男女不别，则父子不亲。太古男女随意好合，夫妇皆无定分，既乱人种，又难育繁人类，故特别正定为夫妇，以定种姓而传嗣续。若君臣无义，则国体不固，而不能合大群。朋友无信，则交道不行，而无以成群会。凡五伦之设，实为合群之良法也。而合群之后，乃益求进化，则自有太平大同之理。[42]
这是康有为著述中最接近于进化论的言词，故将之尽量引全。然若细细考察，不难发现，康有为所言“生存竞争”，实际上说的是“文明”战胜“野蛮”；“教化”“五伦”是“先圣”所制，方能至于“合群”（即组织群体乃至于国家）；进化的阶梯则由“乱世”而逐次走向“太平”“大同”。这些与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仍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二，《孟子·离娄》中称：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孟子提到了“平世”与“乱世”的概念，这也是“大同三世说”最重要的依据。康对此作注称：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孟子传《春秋公羊》学，故有平世、乱世之义，又能知平世、乱世之道各异。
孟子此说，可证《公羊》为学孔学之正法。学者由此学孔道，方有可人。由此言进化治教，方不歧误耳。《春秋》三世，亦可分而为二。孔子托尧、舜为民主大同之世，故以禹、稷为平世，以禹、汤、文、武、周公为小康君主之世，故以颜子为乱世者，通其意，不必泥也。[43]
康有为此处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三世之更替，当作“进化”。与此相同或接近的用法，《〈孟子〉微》中另有5处。[44]
其三，《孟子·公孙丑》称：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不忍”和“仁”“义”“礼”“智”之“四端”。康对此作注称：
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孟子直指出圣人用心，为儒家治教之本，霹雳震雷，大声抉发，学者宜体验而扩充矣……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45]
康有为此处将“仁爱”“文明”“平等”或通向“仁爱”“文明”“平等”的进程，都比之为“进化”。他在《〈孟子〉微》一书中，言及进化一词的，大多数即是此义。[46]
然在《孟子微》一书中，康有为还使用了“天演”一词。[47]《孟子·梁惠王》称：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告子》又称：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康对此作注称：
孟子所戒，是怀争夺心者，不和不均甚矣，是利心不可怀也。进于文明，升于太平之界，皆视此矣。或谓天演人以竞争，安能去利心？不知竞争于仁义亦争也。若必怀利心，是乱世与平世之所由异，而太平终无可望之日矣。[48]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天演”的。按照大同三世说的理论，到了大同社会，一切平等，仁义是社会的基本准则，不应当注重私利。这就出现一个矛盾：既然太平世（大同）“去利”而“怀仁义”，那么，从“利心”出发而“竞争”，即所谓“天演”，在太平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康在此处还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称太平世进行的是“仁义”的“竞争”。“进化”与“天演”，康使用这两个名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意思，亦有着对立、相反的评价。与上述引文内容相近或大体相同，涉及“竞争”“平均”“公理”的，《〈孟子〉微》中还有2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