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麟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18]光绪二十三年春，他在其顺德同乡、澳门赌商何连旺（即《知新报》的主要出资人）家中授馆课其子。《知新报》创办时，任撰述。
刘桢麟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地运趋于亚东论》《〈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论暹王出游》《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论德国寻衅于中国》《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富强始于卫生论》《复仇说》《〈公羊初学问答〉自叙》《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论西学与西教无关》《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译书局末议》《实事始于空言说》等15篇政论文章，此外另有《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他是这一时期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撰述。[19]他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的文章《论德人寻衅于中国》，半年后果真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显示其先见之明，在康党中亦闻名一时。[20]《知新报》的忠实读者皮锡瑞，对刘桢麟的文章十分关注，在日记中有5次评论。[21]在这些文章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有《地运趋于亚东论》《〈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和《实事始于空言说》。
《地运趋于亚东论》刊于《知新报》第7、8册，所论的主旨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论”，即洪水之后，人类文明起始于昆仑山（地顶），向四方流传，而今将汇聚于亚洲东部，是中国的契机。梁启超、徐勤对此亦有所阐发。[22]刘桢麟此文亦详加叙说，“今日天道之推移，地运之趋变者哉”，称言：
桢麟曰：大地之转机，百年以往，由东而趋于西焉，百年以来，由西而趋于东焉；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百年以往，吾得观之史氏之言；千年以后，吾惟俟之蓍龟之验。语曰：夏道不亡，殷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吾今且谬为之语曰：亚洲不蹶，美洲不兴，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今百年之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其中“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一句，指的即是“世界大同”；“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一句，意在说明：当地球合一、实现“大同”之后，欧洲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刘桢麟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呜呼！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万国，寐觉已开，中土蚩氓，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驰新学之途，杞忧之儒，群倡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有动于当途；阖辟所关，即不朽之巨业。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为有开必先之举。将岂徒一国、一洲蒙靡穹之利赖欤，其将以是期之百千年后，凡我圆颅方趾之伦——黄人、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半黄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议之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赖焉，而为智、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点也，而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23]
刘桢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别崇尚力量、智慧和仁爱。他误将“小康”“太平”说成“太平”“大同”。他认为，当今“智”已“萌芽”，其后的发展趋势将不可抵挡；当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类（即“圆颅方趾之伦”）将不分国家、不分洲别、不分肤色，共同经由“为智”而进入“为仁”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可不必分，趋、变可不必论。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
《〈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刊于《知新报》第9、10册，所谓“六大罪案”指亚历山大（马其顿王）、秦始皇、摩哈默（先知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明太祖、拿破仑六人之事功。他们被称为伟人，创大国之基业，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杀人无数，即与“大同三世说”中所标明的“智”（升平）与“仁”（太平）恰恰相反，属于《春秋》经中“立诛意之条”。[24]刘桢麟的《地球六大罪案考》一书，不知是否写完，但未见刊刻。其《总序》涉及“大同三世说”的，有以下两段：
大同之世尚仁，据乱之世尚力。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公，后世之治天下也以私。先王之于民也欲其智，后世之于民也欲其愚。古今魁桀雄武之流，乘时而起，欲以利其天下，厚其权力，尊其禄位，顺其臂指。据他人之自有，而不使其知，攘他人之所共，而悉归于独者，盖比比然矣，而犹未以为大罪也。夫天下之大，民物之众，画而沟之，封而域之，界而国之。各魁其土，各傅其氓，各善其纪，虽其私也，宁不校善。而独有污君、独夫、民贼，纵一人之怒，而屠毒千万人之生灵，顾百年之图，而愚弱千万年之世界……
嗟乎，我孔子爱人之教主也，作《春秋》以改制，以君治人，以天治君，惧君位至高，无所敬畏，将为民祸也。疾始火攻，疾始灭国，恶其伤人类也。始托文王，而终道尧舜，以其有天下而不居，让天下而不争也。后世人主利天下而私之，于是有攘夺惨戮之患，有压抑钳制之术，而人类遂无所逃矣……[25]
上引前一段话提到了“仁”，提到了“公”，提到了“智”，反对以武力开疆拓土的“魁桀雄武”（即“六大罪案”），刘桢麟在此使用的是反衬法，即对“暴力”贬斥来显示对“仁爱”的崇尚。同样，他对“各魁其土，各傅其氓，各善其纪”（即“界而国之”）的批评，正是暗地里称颂着“天下为公”（无国家）的“大同世界”。上引后一段话说明了“大同三世说”为孔子所创，藏于《春秋》之中；“始托文王，而终道尧舜”，是《公羊传》的说法，即以此说明孔子虽言“小康”而寄希望于“大同”，是“大同三世说”的主要论据之一。
《〈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刊于《知新报》第42册，所谓《公羊初学问答》，是刘桢麟在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教其子的教材。对此，刘桢麟称：
桢麟懵陋，昔年学于南海先生，始闻有所谓圣人之道者。既而先生授以《公羊》标例举义，为绎而诏之。既卒业，桢麟于是瞿然喜，皇然惧，乃知孔子改制立教之本，在于六经，乃知六经之关键，在于《春秋》，乃知《春秋》之微言大义，赖公羊氏与何邵公发明而光大之。是故不通六经，不足以通圣人之道，不通《春秋》，不足以通六经，不通《公羊》，不足以通《春秋》。一发之微，千钧之系，然则公羊氏真孔教之向导哉。
这些都是“孔子改制”的说法。至于“大同三世说”，刘桢麟仅提到一句“三科九旨之例，太平大同之义”，没有加以细说。[26]对于刘以《公羊》之深意来教育儿童的施教法，梁启超颇有异议（后将述及）。
《实事始于空言说》刊于《知新报》第66册，是戊戌政变之前刘桢麟的最后一篇政论文。若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明，该文所论指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其中一段言及孔子之微言大义：
如孔子作《春秋》，张三世之义，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礼运》志于三代之英，由小康而大同。澈上澈下，范围万世。其事未尝即见，其理未尝不验，故百世可知，孔子固已言之。使当时以实事相绳，则定、哀何以有太平？三代何尝有大同？恐孔子亦哑然无以自解耳。然而今日中华人士，曾有不受治于孔子之教者乎？地球诸国政，能有外于《春秋》《礼运》所言者乎？则空言之效验诚多矣。[27]
所言虽然仍是“孔子改制”的内容，但已涉及“大同三世说”。“太平”“大同”皆非当时的事实，而是孔子创造出来“范围万世”的教义（就时间而言）；且地球各国的政治与社会，也不能出乎于孔子在《春秋》《礼运》所言教义之外（就地域而言）。此即何休所言的“天下远近大小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