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本章已经写得很长，须多作数语，以为结语。
我以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特殊的中学，即“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西学不仅不占主导，且康、梁当时对西学有着众多的误读与曲解，特别是在“议会”“公法”等关键概念上。我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研究时采取了质疑的态度。这是一种逆向思维，包含着“理应如此”之类的假设；这不是对康、梁特别苛刻，而是研究目标之需要——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康、梁作为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即他们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康、梁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和具体建策，看起来是西方化的，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只有形似而得不到精神力量的足够支撑，是不可能采之有道、行之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康、梁的中学（“康学”）底色的思想基础上，或可开出西方化政治改革之花，但因其先天之不足，无法结出改革成功之果。也因为如此，我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尤其是西学的部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获得稳妥可靠的研究结论。如果再以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思想作比较，梁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戊戌政变之后，两人也因此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各途。
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之所以未能达到足以指导大国政治改革的高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因偶然的机会而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极其有限的西学知识，提出了貌似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策，而他们原本要走的道路是“创制立教”。[118]其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不懂外国语、没有出过国的康、梁，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登堂入室，接触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这与同一时期的日本，是大不相同的。[119]前述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在东京撰写《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称言：
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120]
此语作为光绪十二年康提议开局译西政之书，当属不实，此语作为光绪二十四年变法失败后康的思想反省，或说出其感慨无奈的真实心情。梁启超亦有近似的说法。光绪二十三年，梁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译书》，称言：
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为可惧，谓彼之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此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剌谬之第一事。起点既误，则诸线随之。今将择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
这番话真是清凉透彻，直接说到点子上了；但应该翻译何书，梁也不太清楚，提出要译“章程”、学堂用书、法律、西史、年鉴、农学、矿学、工学、富国学、希腊与罗马思想家……开列了一长串，两眼依然迷茫，未能说到点子上。[121]此后，他与康门弟子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提出的译书门类为：课本、宪法、章程、商务，仍未得要领。[122]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下，才能精准地测算出严复翻译西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价值：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亚丹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展出了西学的新经典。[123]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下，才能明确地感受到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接触西学在个人成长史上的思想跨越：梁撰写《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解读。[124]而梁之所以能如此巨变，是他到日本后未久，即发现问题之所在，称言：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原注：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原注：日本谓之哲学）、群学（原注：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入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125]
梁启超发表极富天才的《读西学书法》两年多之后，此时突发“几无一书”之断言，可见其前后思想之断裂。梁又称“尽入而能读之”，“其所成就，岂可量哉”，正可视作其思想自我更新后，对戊戌失败之感慨。庚子之变将清朝推入“新政”期，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如同潮水般地从日本涌入中国，形势急变。胡汉民称：
……不过，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126]
胡汉民发表此言论时（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值革命、保皇两党相争，颇显意气，却可看出七年之后知识背景的颜色更换。[127]冬夏荏苒，又过了十多年，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进行总结。他介绍了自明代徐光启到清代光绪年间译书情况后，称言：
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振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者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128]
这番话直接道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新学家”西学知识之苍白。“学问饥饿”自是梁后来的心理感受，康、梁当时的信心绝对饱满。“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也是梁后来的估价，前引“宋体西用”“折中孔子”才是他们当时的思想准则。以上引文最后一句，更是道出梁心中的痛楚——此期已译西书“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至于“支绌灭裂”。梁说此语时，孔家店已在青年学生的心中被打倒，中西学问的地位已经易势。
必须说明的是，若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是不充分的，但若放在当时的社会，以大多数官员士子西学知识为平准，康、梁的西学知识则是明显地高出一截。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准许中下级官员与士子、民人直接上书，激起了他们的上书浪潮。上书者知道朝廷的政治倾向，尽可能地提出接近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我曾系统地阅读这一批上书，共计275件，除严复外，他们的西学水平远远低于康、梁。[129]湖南名士叶德辉不满于康、梁的学问与为人，更不满于梁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所作所为，在给学生的信中称：“其貌孔也，其心则夷也。”[130]在当时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夷”是负面名词，叶欲借此而一棍子将其打死。而我认为，从康、梁的建策来看，实属“貌夷”，从康、梁的思想来看，则是“心孔”，只是康、梁所尊之“孔”与叶所翼之“孔”并不相同。叶称康、梁“貌孔心夷”，此说四处流传，正说明了“叶德辉们”比康、梁更不知“夷”。
还须说明的是，由于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西学知识来源于已译西书及报刊，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而言，我有一种感觉：戊戌时期康有为的西学知识，比不上李鸿章，也比不上张之洞。
[1] 参见本书上编第二、三节与下编第一、二章。
[2] 《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119、136页。
[3] 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14—25页。
[4] 林乐知（Y．J．Allen）于1868年创办《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改为《万国公报》（周刊），于1883年停刊。1889年（光绪十五年），《万国公报》由广学会接手复办，编辑者增加了李提摩太等人。从后来康与李提摩太的关系来看，他应受广学会接办后的《万国公报》影响比较大。此处亦有可能是康“倒填日期”之一例。
[5]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其“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折”称：“臣二十年讲求万国政俗之故，三年来译集日本变政之宜。”（《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86页）康在《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序言》中称：“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今三年……”（《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紫禁城出版社影印本，卷一，第4页）康两次都说明此书编写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后，用时“三年”。关于《日本书目志》的编写，后文将详述。
[6]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与朱一新论争，谈其接触西学的时间与资料来源：“以仆言之，少受朱子，学于先师九江先生，姁姁笃谨。然受质颇熟，受情多爱，久居乡曲，日日睹亲族之困，饥寒无以为衣食，心焉哀之；又性好史学，尤好《通考》《经世文编》之言制度，颇慕王景略、张太岳之为人，倜傥日足。然伏处里闾，未知有西学也。及北试京兆，道出香港、上海、天津，入京师，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与相反，□然惊，归乃购制造局所译之书读之，乃始知西人之政教风俗，而得无根本节目之由。昔与延秋、星海未尝不极论之。及在都，与伯熙、仲弢、子培诸公皆昌言焉，且以告屠梅君侍御，屠君嘱开书目而购之，并代上《请开铁路》一折。”（《答朱蓉生书》，《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29页）“九江”，朱次琦。“延秋”，张鼎华。“星海”，梁鼎芬。“伯熙”，盛昱。“仲弢”，黄绍箕。“子培”，沈曾植。“而得无”似为“安得无”之意。此信早于《我史》七年，明确说明他接触西学时间是“北试京兆”，所获书籍是“制造局所译之书”。又，康于光绪八年、十四年两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7] 参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乔亚铭、肖小勃：《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考略》，《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7期；王宏凯：《京师同文馆译书史略》，《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年。江南制造局译书涉及政治学等领域者，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及以后为多。关于这一时期的西学知识及其传播，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5章。
[8] 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9—113、136—143页；李天纲：《简论林乐知与〈万国公报〉》，《史林》（上海）1996年第3期；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180页。
[9] 《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四书的内容，我在本书上编第二节皆有论述，此处重点查其西学内容，文字从简。
[10] 《教学通义》涉及日本与新加坡者为两条：“且《春秋》之显孔子之功，非徒施于中国，又莫大于日本焉……于是在宋时源赖氏以大将军霸天下，镰仓氏继之，足利氏继之，德川氏继之，凡所为封建、兵刑、用人、行政皆自将军出，历六百七十六年，其天皇守府，而卒不敢易名号、废其君。今王睦仁卒得起而废之。人士咸有《春秋》之学，莫不助王，而睦仁复其故统，盖所谓《春秋》之力、孔子之道，至是而极大矣。”“曾侯（曾纪泽）日记称到声架坡（新加坡），理事官（领事官）粤人胡璇泽来见，胡不解官话，乃相与操英语问答。夫以中朝大使，而中土语言不能相语，致借英言以为交质，此可叹息者也。今闽、广、江、浙人交臂于外国，虑其皆不相通，而咸借夷言以通语也，其辱国甚矣。”（《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01、126—127页）前者称明治天皇能够恢复王权，是《春秋》经的效用；后者以海外华人不通官话为耻。《民功篇》涉及“西器”“西史”者共三条：“如欧洲德、法合三十六国而为帝，意又合二十五国而为帝，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又合十四国而为帝，印度合二百四十多国而奉英为皇。”“闻英人遏徒烈克以印度壤地广莫，深林密菁，多毒蛇猛虎，行旅阻塞，岁毙六万人，而野兽山禽之伤人者不可数，请申驱兽之赏，独用先圣之政。”“圣舜浚川，高哉厥识。若使合修堤之费而浚川，财至足也；合被灾之人而谋浚，才至足也；购机器以取泥，法至巧也；救生民于垫溺，德至厚也；而仁人未闻留意，则经义之不足明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第80、89、93页）前两条康以西方历史、印度现状来证明黄帝、尧的功绩。后一条歌颂舜浚通河川的功绩，其中“购机器以取泥”，从康有为日记来看，有可能指西方机器。
[11] 若以极其宽泛的概念为标准，《康子内外篇》亦“涉及西学”：谈到了显微镜、望远镜、地圆说；谈到了传教士伟烈亚力和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亚奇默德（阿基米德）；也谈到了“中国之圣人以义率仁，外国之圣人以仁率义”；又在《性学篇》中否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作用，强调中国孔教和印度佛教的地位：“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关于此书的写作与完成时间，以及“地顶说”的内容，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康子内外篇》中的说法：‘地势说’”。
[12] 《实理公法全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326—329、336页。又，“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一句，意即只设议院而不设总统（“民主”）。
[13] 参见本书上编第二节之“《上清帝第一书》与《论时务》”。
[14] 现存康有为光绪十二至十六年（1886—1890）部分日记，《康有为全集》编者将之分录于《我史》之中。其中涉及日本与西方的记录为：光绪十二年，康从《广报》得知：“天津运使买挖泥机器船二只，为浚黄河用”，并记日本舰船及清朝购船炮。光绪十三年，康对英国议会有简单评论，并称：“列国并峙，是以有争。若合于一，何争之有？各私其国，是以有争。若废其君，何争之有？今天下君有三，若民主之国，诚无利于为君矣。诚令法、美二伯理玺天德相约，尽废天下之君，合地球为一国，设一公议院，议政事之得失。列国之君充议院人员。其有不从者，地球诸国共攻之。斯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兵军永息，太平可睹矣。美民主可不务哉！非是举，虽华盛顿之功德，不足称矣。”这是康早期“大同”思想的展露。康还谈到“以平等为教，以智为学”，与《实理公法全书》有相似之处。光绪十四年，康谈到“□国”学校，比较详细，很可能他读到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德国传教士）著《德国学校论略》，后将述及。（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6、69、71、75—76页）
[15] 《笔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3—219页。《万木草堂遗稿》油印本编者署：“皆戊戌前作”。姜义华、张荣华称：“经复核，这些笔记多以按语形式录入1898年春刊刻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但收入时内容已有增删，当系康氏阅读日译西书目时陆续写下的笔记”；又将写作时间定为“1888年前后”。其篇名为：“农学、农业化学、农业肥料、农具、稻米、果树、圃业、烟草、林木、害虫、农历、课农、畜牧、渔产、商业、银行、贸易、物价、簿记、交通、度量衡、工学、土木学、机器学、电气学、建筑学、匠学、手工业、染色、酿造、测量、牧民、忠信、逆流、勤礼、器物、节制、康熙上谕、君民平等、官制科举、币制、司马法、文章、性理、修词、词赋。”前32篇似为读日本书目的笔记，其中亦有以中学来理解西学者。如“农业化学”，康称言：“吾读日本所译《土壤篇》，以其暗与《管子》合也。泰西合数十国益精详矣。又加以改良之书，则吾《周礼》‘骍刚用牛、赤□用羊’之法也。用天之力，补人之力。夫愚者全乎天，智者全乎人，圣者兼天人而用之，以裁成辅相焉，改良是也。凡人治之道，靡有舍改良者哉！”而“忠信”“逆流”“勤礼”“器物”“节制”“康熙上谕”“君民平等”“官制科举”“币制”“司马法”10篇，与《论时务》相同。最后的“文章”“性理”“修词”“词赋”4篇，完全是中学的内容。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我以为，大约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三年（1888—1897）之间。又，康所引《周礼》，见《地官·草人》：“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原文的“□”，为“缇”。康此处引用古文经。
[16]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前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本书下编第三章“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
[17] 可参阅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北京）2013年第5期；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第248—271页。又，康有为作按语的学科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医学、生理门总论、理科学、理化学、化学、分析书、历书、气象学、地质学、矿学、地震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佛书、宗教、地理学、地图、各国历史、日本历史、传记、年表、纪行、日本游览、丛书、政治学、政体、议院、岁计、政治杂书、行政学、警察、监狱、财政、社会学、风俗、经济学、统计学、专卖特许、宪法、刑法、农学、农政、土壤学、肥料、农具、稻作、果树、圃业、烟草、林木、害虫、农历、畜牧、蚕桑、茶业、渔产、工学、土木学、机器学、电气学、建筑、测量学、匠学、手工学、染色、酿造、商业、银行、贸易、交通、度量衡、相场（行情）、簿记、道德修身、言行录、礼法、教育、女学、幼学、报告书、汉文书、文学、谣曲、修辞演说、速记、语文文字总论、书画、音乐、演剧、体操、煎茶、美术总论、方技、小说、马政、航海、铳猎、兵书。这些学科的名称，很可能有助于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了解。
[18] 参见本书下编第二章第二节“康有为最初接触与言及‘进化’”。
[19]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4—5页。“天地之大德曰生”，见于《易·系辞下传》。这里的“生”，指化生万物，即天地的大德化生出万物，与生理学的概念恰好相关。“往哉生生”，见于《尚书·盘庚》：“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这里的“生生”，有多种解释，大多解为“营生”，与“生理学”之“生”字，无关联。“乾端坤倪，鸿灏屯蒙”中的“乾”“坤”“屯”“蒙”，是《易》的前四卦名。“由受形之器推其天命之精”中的“形”“器”“天命”，是理学家们甚有兴趣、多有讨论的概念。《易·系辞上》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又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四通六辟”一句，见于《庄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六通”解释为前后左右上下六方通达；“四辟”解释为春夏秋冬四时顺畅。这些似难与生理学联结得上。“人之大患”一句，见于《老子·道经》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里的“身”，一般作“私念”解。“既来之”一句，见于《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安”，前文称“不患寡而患不安”，“安无顷”，作“平安”解，似与生理学无关联。
[20] 康有为此段按语，引用经典甚多，有些难以对应，我这里只能注其比较完整者。一、“《春秋》重人”，见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其身。’”此处“重人”指的是对人的评价，并通过此类评价来说明儒学的精义。二、“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分见于《孟子·梁惠王上下》，前文中的叙说中已注明，其中的语辞又见于朱熹的《集注》。三、“《礼记》家塾、党庠、乡校、国学之法”，见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康以此说明中国古代亦有与西方相类似的教育制度。然《礼记·学记》继续说明：“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与“八岁必入学堂”“博物院、藏书库、中学、大学堂”有着很大的区别。四、“《王制》《孟子》恤穷民之义”，见于《礼记·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又见于《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些思想与《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是相通的，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然康有为称泰西“鳏寡孤独皆有养”，“皆无乞丐，法制详密”，是错误的知识；同样，《王制》《孟子》《礼运篇》所言也只是设想，而不是历史事实。五、“韩起买环，子产归之，且与商人有誓，诈虞之约”，出自《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起有一副玉环，其中一个在郑国商人手中，韩起到郑国聘问，向郑伯请求，被子产拒之。韩起强买于郑国商人，子产对韩起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起由此辞玉。这一故事虽用了“盟誓”之词，但通篇讲的是儒学的义理，与西方各国保护通商的理念是有差别的，且《左传》又是古文经。六、“吾《洪范》所谓‘谋及庶人’、《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两条，前已说明。七、“《孟子》所谓‘囿与民同’、《易》所谓‘七日来复’，‘闭关商旅不行’”两条，前条即《孟子》“囿与民同”，前文中的叙说中已说明；后一条出自《易·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彖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由此来看，康有为将“七日来复”与西方的“七日一息”相对应，是牵强附会，且也不理解西方基督教义中七日一周的含义。梁启超亦将此列入《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第八条“摄生”，称言：“……西人学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古意之见于经者。殆中西同俗也。”“汨罗乡人”对此驳斥之：“《易·复卦》彖曰：‘七日来复’，文王系传也；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周公系传也。二者各自为经，不相联贯……若以二千年以来之注家为不可据，则请直读经文。夫经文固未尝言‘先王至七日安息’云云也。”（《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39页）八、“《礼记》则‘天子当扆而立，诸侯北面而朝’，《公羊》所谓‘天子见三公下阶见，卿与席，大夫抚席’”两句，前者见于《礼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后者见于《公羊传》宣公六年“灵公望见赵盾，诉而再拜”。何休注云：“……礼，天子为三公下阶，卿前席，大夫与席，士式几。”从这两条来看，康有为欲证明中国传统中有与西方相同的礼仪，颇动心思找证据，但西方的礼仪与儒家所讲的礼仪，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九、“《王制》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前文中的叙说已说明。十、“《易》之利用前民”，康有为此处文字过简，其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得比较清楚：“《易》称：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作成器以为天下之利。”此见于《易·系辞》：“子曰：夫《易》何为者？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康有为将圣人“兴神物”“立成器”与西方的“机器代工”相比对，是不合适的。十一、“《春秋》所谓‘族会’、《洪范》所谓‘三人占则从二人言’”，前一条“族会”我尚不明其意，后一条前文中的叙说已说明，然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二年称：“三人议，则从二人之言。”然康有为称西方“谋事必有三人”，也是一种很奇特的见解。十二、“《春秋》‘卫人立晋，美得众’，《孟子》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两条，前条《春秋》隐公四年记：“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公羊传》对此多有解释，并称晋是卫大夫石碏所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第六》对此亦作赞词：“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明君臣之意，守国之正也。卫人立晋，美得众也。”后条见于《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两条所言都是儒家的政治理念，与西方“众立为民主”是有差异的。此处的“众立为民主”，应指民选的总统。
[21] 康有为完全用中国的经典来批评时政，我这里只是说明其出处。其意皆比较明朗，不再解释。一、“保民如赤子”，见于《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二、“率作兴事”，见于《尚书·皋陶谟》（古文经作《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三、“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四、“大夫七十而致仕”，见于《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于几杖……”五、“重禄劝士”，见于《礼记·中庸》：“……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六、“君十卿禄”，见于《礼记·王制》，称公侯、次国、小国皆“君十卿禄”；又见于《孟子·万章下》，称根据周朝制度，大国、次国、小国皆“君十卿禄”。七、“《大学》称‘与国人交’”，前节叙说中已说明。八、“《礼》称司空以时平治道路”一句，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对士匄所言：“……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左传》是古文经。又，《礼记·月令》季春之月记：“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礼记·王制》谈到了司空的职责“度地居民”“兴事任力”。九、“《王制》选俊秀、论材能而后授官”一句，《礼记·王制》记此甚详：“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其中第四、六条似属断章取义；第五、六条没有考虑清朝的经济基础与财政收入，第八条是误记。还须说明的是，《礼记·王制》《孟子》等经典，所说的都是作者的思想，即所谓“经义”，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
[22]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181—183页。
[23] 经义可参阅《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
[24] 经义可参阅《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何休《解诂》；《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及何休《解诂》；《春秋榖梁传》隐公七年；《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5]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187—188页。
[26] 参见本书上编第二节之“《上清帝第一书》与《论时务》”；上编第四节之“三条建策——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和下编第一章第一节“《古议院考》及其思想资料的辨识”。
[27] 朱德雷：《尸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页。《尸子》又另有《明堂》一篇，专讲“明王之求贤”。（同上书，第14—15页）而康有为在讲学与著述中，多次引用《尸子》。
[28]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235页。郭躬（1—94）、陈宠（？—106），先后任东汉廷尉，尚断疑狱。唐代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并设“律学博士”和“学生”，但数量很少。
[29] 相关的研究，参见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当时的交锋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但双方都抄送友朋，并抄底以备刊刻。
[30] 《答朱蓉生书》，《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28—229、232页。“择其将成学”，《康有为全集》作“待其将成学”。黑体为引者所标。康此信又称：“仆昔者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而热力未能销沮，又不佞佛，以为木石，必有以置吾心，故杜门来，专以发明孔子之学，俾传之四洲，行之万世为事。”即他上书不成后，失意于政治，而有心于思想与学术。欲传孔子之学到世界，即“创制立教”之意。
[31] “中体西用”的思想，早有传播者，如冯桂芬等人，但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法。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上奏其大学堂计划，称办学宗旨为：“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修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旨也。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均需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13页）孙家鼐的这一奏折，主要起草人是军机章京陈炽。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其在《内篇·循序第七》中称：“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又在《外篇·设学第三》中称：“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68、176页）张之洞的说法，与康有为有相近之处。
[32] 为了“纲”“目”清楚，此处我引用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刊印的本子，见《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02—103页；该书光绪十七年刻本，各“条目”皆分述，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46—567页。
[33] 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称：“段金坛为巫山令，贪劣特甚；孙渊如为山东粮道，受贿三四十万。可知汉学家专务琐碎，不知道理，心术大坏，若从宋学入手断无此事。”（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见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83页）“段金坛”，段玉裁。“孙渊如”，孙星衍。康的说法未必属实，但可见其注重宋学义理之功用。
[34] 以上直接引文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63—565页。又，《长兴学记》虽未言西学、西书，然涉及西方的内容，有以下三条：“欲复古制，切于人事，便于经世，周人‘六艺’之学最美矣。但‘射’‘御’二者，于今无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经世通用者‘一曰图，一曰枪’补之，庶足为国家之用，不诮迂疏也。”“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测天、制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学者苦其繁深，其实既解归除，即可学开方、八线、椭圆矣。近用代数、微积分，尤为径捷。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同上书，第557—558、563页）“阿尔热八达”，即代数（algebra，源自阿拉伯语）；“东来”，指从阿拉伯传至欧洲。“外夷政俗”之内容，康此书未细称，可见于《桂学答问》（后将叙述）。
[35] 黎祖健身世及《万木草堂口说》的版本介绍，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黎祖健”和第五章第一节“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36]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3—64页。又，该目录中“格物、励节、辨惑·据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孝弟·任恤·宜教·同体饥溺”，亦是康有为《长兴学记》中的题目。
[37] 相关的内容，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一节“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38] 《万木草堂口说》录此内容不多，以下选录4条：“奥大利有石膄，由人功非天造，不知有天造而极类人功者。”“英国有花长四尺，叶如剑，卷食人兽，此草木之最聪明者。”“今之树木，最高者莫如巴西温士敦，有数十丈，盖近赤度故。”“地球十四万万人，食饭者仅六万万，如亚非利加之食桃，蒙古外之食羊肉，皆不谷食者。”（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7、85、100、112页）“赤度”，北京大学藏本作“赤道”。
[39]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9、116、141、184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疏仑”，今译梭伦（Solon，前638—前559），古希腊政治家。“谋及庶人”，见于《尚书·洪范》。“与众共之”“与众弃之”，见《孔子家语·刑政》：“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礼记·王制》稍异文：“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见于《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之”，似指“与民偕乐”“与民同乐”，亦见于《孟子·梁惠王上、下》。此外，康有为称：“选举之法，汉最善。日本亦美，民情能上达。”（同上书，第107页）可知康的“选举”之词意，是指古代选官制度，与世袭制相对。
[40]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7、146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租梨”，即jury，陪审团。“疑狱，汎与众共之”，见于《礼记·王制》：“……疑狱，汎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大意为，如果有疑问的案件，由众人进行商议。若众人存有疑问，则赦免之。
[41]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9、146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百里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冢宰制国用”，见于《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大意为：冢宰编制国家的用度，必在每年年末。待五谷入库之后，才编制国家的用度。“库氏”“温氏”，不详其人。
[42]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3页。《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是美国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先在《万国公报》连载节译本《回头看纪略》，光绪二十年（1894）由广学会结集出版单行本，取名《百年一觉》，并署李提摩太译。“远近大小若一”，见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论据。大意是：到所见之世，政治已入太平世，“夷狄”也进入到文明阶段（“爵”），天下远近大小（世界各国）已经完全一致。此即是康所称的“大同”。
[43]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45页。“卑思墨”，今译俾斯麦（Otto E．L．von Bismarck，1815—1898），“举国皆兵”，指普鲁士兵役改革的征兵制。“后兵”，指后备役军人，当时日本并无300万之多。
[44]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8、88、105、127、133、140、192、194、197、198、207页。“权革拿”，不详其人。“章服”，官员的服饰制度。“三统”，指黑统、白统、赤统，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印度三时”“缅甸二时”的“时”，季节之意。
[45]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7、137、162、166、175、178、179、180、181、196、200、204页。北京大学藏本多处文字有异，但意思大体相同。“希腊之七贤”，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梭伦、泰勒斯、奇伦、毕阿斯、庇塔库斯、佩里安德、克莱俄布卢。“阼乐阿士杯”，北京大学藏本作“造落阿士堆”，后文亦称“造落阿士堆”，指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前583年），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创立者。“九十六外道”，指印度在佛出世之前的各类教派。“取士”，指中国科举取士制度。“改制之学”，指“孔子改制说”，康当时认为这一学说在泰西亦有所仿效。“卑士麦”，今译俾斯麦。“行格里”，北京大学藏本作“亨格里”，不详其人。“有血气莫不尊亲”，见于《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貃……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大意为：圣人之德行，洋溢于中国，并外传到异族，凡有血脉之气者，无不尊敬亲爱他。圣人的德行，可以与天相配。“耶氏”，指耶稣。“宋牼”，即宋钘，战国人。“禁攻寝兵”，见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寝兵说”是当时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重要学理，其弟子和著述多言之，并与“弭兵会”相联系。“梭格第”，北京大学藏本又作“索革底”，以发音和思想论，似指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但“创教者亦有七人”不知作何解，或康有为将之与“希腊之七贤”相混淆。“惠子”，惠施，“卵毛、钩须之学”，见于《荀子·不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即惠施等人能解释极不合理的现象。
[46]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5、76、100、220、221、222页。“巴固它拉”，北京大学藏本又作“伯父地拉”，马洪林指认为“毕达哥拉斯”（《康有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我对此难以确认。就“地心说”而言，“巴固它拉”亦有可能指托勒密。“嘉靖五年”，1526年。“重学”（mechanics），今译为“力学”。“奈端”，北京大学藏本前有“意大利”，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称：“《奈端数理》，制造局译未成。闻理太奥赜，李壬叔亦不能译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0页）由此再查制造局、李善兰翻译工作，奈端为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奈端数理》，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固拉失”“那白那失”，北京大学藏本又作“拉伯瑟”“那白那瑟”，今译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贺旦”，以广东话发音而论，很可能指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San José），该处有当时世界上颇为著名的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但距“洛基大山”（疑为落基山脉）有一段距离。“润月”，即闰月。
[47]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28页。
[48]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称：“广学会近译有《百年一觉》……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9页）梁可能说出了康的心声。
[4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最初发表该讲义，原件无标题，由编者题名为《万木草堂讲义纲要》（见该书第133—166页）。该书《出版说明》称：“一九六一年，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将所藏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片等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这些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未刊手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现经整理编为一套《康有为遗稿》，分辑出版。”康同凝由何夫人生于香港。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亦录之，改题为《万木草堂讲义》，其脚注称：“原抄毛边纸十一行，黑格毛装本。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封面署‘大人丁酉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原抄录者不详。”（见该书第559页）两书应属同一版本。
[50] 该讲义录有一句：“康先生作《万国同风考》。”（《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34页）由此可见其为听讲者笔记。值得注意的是，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亦有相同的记载：“《万国同风考》先生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90页）
[51]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33—136、138、140—142、146、148页。“七月初三夜讲源流”，是原篇名，但从内容来看，已占整个《讲义》近半篇幅，不可能一个晚上讲完，应理解为“七月初三夜起”之意。“波斯太阳教”，似指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七日一来复”，见于《易·复卦》：“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世家”，似指诸侯。“通泰西无立城之例”，似指西方没有相应的制度，以建立中国式四周有围墙的城池。此条后又言及。“疏伦”，梭伦。“
旦”两字据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所录《万木草堂堂讲义》补出；但仍不详其人，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称“美国贺旦有天文台”。“三十三万之显镜可打出”之“打出”，似为“看出”之意。当时并没有三十三万倍显微镜，在今天也不容易制造。“波罗斯”，似为“波斯”之误，据前称“孔子者，火教也，以太阳为主”。“马夏析”，不详其人，但从广东话发音和“不立主”，有可能指先知穆罕默德。“耶氏”，耶稣。“摩西”，似指“摩西五经”，早期犹太教文献。“已泰”，以太（ether），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设想的物质，至19世纪科学界盛行此说，以解释光的波动。20世纪被放弃。谭嗣同对“以太”甚有兴趣，并有自我的理解。康有为关于“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一节“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52]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52—155页。“六宗”，似指佛教六宗。“泰西无四时”“印度行三时”之“时”，季节之意。“泰西无城”，似指西方没有中国式围有城墙的城市。“鱼生”，广东话，生吃的鱼，“火化”，熟食之意。“律”，乐律。“女三十而嫁”之“三”，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录此称：“疑当作‘二’。”“今男女当年德”之“今”，为“合”之误。《礼记·礼运篇》称：“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大意是：（圣王）使男女婚配，授予爵位，必须与他们的年龄与德行相当。
[53]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55—158页。“或谓之沙”之“沙”，指恺撒（Cæsar），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俄罗斯沙皇，皆用此谓。“用金，太古之制”之“用金”，似指金本位制。“外国之官皆几千”之“几千”，似指俸禄银几千两。“外国民主外行步行”之“民主”，指民选统治者（总统）。“度地居民”，典出于《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其意指土地与居民数目要符合相应的比例。“助法”，中国古代劳役赋税。“贡制”，实物赋税。“司会以岁之成质”，典出于《礼记·王制》：“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意是：司会将一年的工作（成）上报，接受天子的审查（质）；冢宰斋戒后，接受天子的审查意见。
[54]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60页。“外国话五十三度，广东三十度”，不解其意。“欧洲二十字句”，据“作文四六，作诗五七”，似指一种诗赋体，但欧洲似无此类文体。
[55]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64—165页。标点有改动。李提摩太著有《生利分利之别》；“生财有大道”，典出于《礼记·大学》。后文皆将详论。
[56]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65页。
[57]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66页。“折色”，指将粮食类实物赋税（亦称本色），折算为银两。“纳言”，听下言、传帝命之官员。《尚书·尧典》称：舜命龙“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汉书·百官公卿表》有“龙作纳言，出入帝命”。
[58]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53—54页。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四节“梁启超‘自下’进行的思想革命”。
[59] 李提摩太：《生利分利之别》，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广学会出版。我未查到原本，使用的是光绪二十三年武汉质学会翻刻本。见该书卷二，第1页。“生财之大道”，《大学》原文作：“生财有大道。”
[60] 梁启超《论生利分利》，初刊于《新民丛报》第19、20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十五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2519—2538、2665—2682页。
[61]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09—252页。此笔记涉及西方者，有以下4条：“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侠。近耶教借罗马之力，十二弟子传教，专在救人，创为天堂地狱之说。马虾默德谓之回，其教极悍。释迦牟尼谓之佛，其教专以虚无寂灭，亦借天王之力。可知立教，皆借国家之力。”“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倶断于洪水后，便知。”“陈群设九品中正，其意最佳，极似泰西议院之制，盖已品定于乡评。”“徐光启测算阴阳之理甚合。其学出于利马豆。利马豆者，西洋葡萄牙人也。其入中国时，先到广东澳门。”（同上书，第216—218、222、236页）“耶教”，耶稣教。“马虾默德”，先知穆罕默德。“利马豆”，利玛窦，出生于今意大利，耶稣会士，非葡萄牙人。以上引文可见，从数量上看，占全文的比例关系极少；从内容上看，尚未涉及西学的精义，且以“九品中正”比拟“泰西议院”，又称“徐光启测算阴阳之理”，皆似是而非。关于《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之版本，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一节“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62] 《南海师承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37—558页。该篇按语称：“《南海师承记》，系康有为门人张伯桢据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未刊，今据上海市文物管理（保管）委员会所藏原件整理校点。”由此可知，《南海师承记》为康同凝等人于1961年捐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该稿天头处有“请斧正”，当指康有为“斧正”；并称“醴泉宋伯鲁、新城王树枏同校”，可见并非万木草堂门生的宋伯鲁、王树枏也参与了此项工作。
[63] 张伯桢在《学章》最后一页注明：“能将《长兴学记》附入更佳，通京师觅不得此书。若夫子处有存，乞赐一册来，俾得录入，以臻完善。”
[64] 《南海师承记》卷一，涉及西方或西学的篇目有：一、“讲乐”，言及泰西乐律。二、“讲说文”，称“西国之音皆本印度”。三、“讲数学”，谈到西方的数学成就。四、“讲公羊兼列朝制度”，谈到西方工作时间、轮船礼节、西方议会与何休之注、西方宴会“九碗菜”。五、“讲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称外国实行孔子所定“各官各司一职”之制，“故能致强”。《南海师承记》卷二，涉及西方或西学者更少，主要在“讲律历”“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及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内容亦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重复，尚有一条黎祖健未录：“战国时每君一相，今外国似之。孔子立三公，尚有数相。”
[65] 我所依据的版本（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称：“思推先中丞公修学舍惠多士之意，与桂士有雅故焉，不敢固辞，敢妄陈说所闻，以告多士。”（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8页）而刘声木收藏的光绪年大同译书局版本却称：“著书讲学，恐多士昧于读书门径，故疏通证明以诱之，陈说所闻，以告多士之意。”（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下册，第780页）
[66] 《桂学答问》，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1页。“五部书”，康有为将《春秋》与《公羊传》当作一部。康在文中又提到了陈立《公羊义疏》、刘逢禄、凌曙“说《公羊》诸书”，作为读《公羊传》的辅助读物；提到了《荀子》，作为读《孟子》的参考读物。
[67] 《宋元纪事本末》，为《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
[68] 《则例》为《大清会典则例》。《经世文正续编》，为《经世文编》《经世文续编》。
[69] 列出的书目，以“二十四史”为24种，共计145种；加上康有为前面强调的“五部书”“六经”以及读《公羊》《孟子》的辅助书（刘逢禄、凌曙“说《公羊》诸书”作为2种），共计17种。此外，康有为在文中夹杂提到的书目有：《钦定御纂十经》《十三经注疏》；《经学汇函》《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箓友：《说文释例》；《说文逸字》《说文外篇》《说文新附考》《说文引经考》《说文答问》《文字蒙求》《说文检字》《说文声读表》；《小学汇函》；《唐石经》；《玉函山房辑佚书》；《钦定四库提要》《书目答问》《汇刻书目》；《广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经学汇函》。共25种。
[70] 刘声木评论道：“此等自欺欺人之说，竟出自坐拥皋比，手执教鞭之口，试问古今天下读书，有如此容易者乎？……以上所列之一百四十六种，卷帙浩繁诸书，仍以资质稍鲁者读之，不足肆年即可读遍，且有熟读精考者，古今天下有是理乎。……工部所言，直梦呓耳！”（《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册，第782页）刘声木的统计数字只是一部分。他认为不可能读完的意见，我是同意的。
[71] 《桂学答问》，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8—39页。
[72] 根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康有为所言“西学”各书为：《谈天》，英侯失勒约翰著，伟烈亚力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地理浅识》，似为《地学浅释》，英雷侠儿著，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gowan，1814—1893，美国医疗传教士）译、华蘅芳述。《天文图说》，美柯雅各著，库嘉立（Caleb Cook Baldwin，1820—191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薛承恩译。《全体新论》，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英国伦敦会派出的医疗传教士）、陈修堂同著。“全体”，身体之意。《化学养生论》，似为《化学卫生论》，英真司腾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译。《格致鉴原》，似为《格物探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英国传教士，最初由伦敦会派遣）著。《格致释器》，傅兰雅辑译。（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25—1126、1129、1143页；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93、114—115、117、123、135页）。《格致汇编》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期刊，由傅兰雅主办，1876—1878、1880—1882、1890—1892年三度出版，共出60卷。《西学大成》，卢梯青、王西清辑，光绪十四年上海大同书局石印。我看到的上海醉六堂书房光绪二十一年版，共12册，分12类，收入52种著作，包括史政类的著作。
[73]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0—1131、1155页；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晚清新学书目提要》，2014年，第11、13、17—18、172—174页。又，徐维则称：“《米利坚志》四卷，日本原刻本……美格坚扶著，日本河野通之译，日本冈千仞删述。”
[74] 傅云龙、顾厚焜的身世，见王晓秋、杨纪国：《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3—51页。该书对《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亦有研究。
[75] 梁启超称：《万国史记》“虽甚简，然华文西史无详者，姑读之”；《万国通鉴》“教会之书”；《四裔编年表》“虽非完备，而颇便检览”；《联邦志略》“甚简”；《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新于前数书”。梁又称：“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书，俄史最佳。”“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通鉴》乃教会之书，其言不尽可信，不如《史记》。”（《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0—1131、1163页）
[76] 参见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知识与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傅德元：《点校者前言》，《星轺指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77]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广东真宝堂同治十二年刻本。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称：“西国学校，花之安，广州刻本”。（《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2页）自是该书的另一刻本。该书另有明治七年（1874）日本求志楼刻本。
[78]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有三书：“《火车铁路略论》，傅兰雅”；“《俄罗斯铁路图表》，李家鏊；《星考辙》刘启彤（坊间缩印改名《铁路图考》）”。（《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5、1158页）《星考辙》卷一有《各国车道表》。刘启彤是光绪十三年清政府派往英国等国考察的官员。
[79] 曾纪泽有多种日记版本留传，此处《曾侯日记》似指《申报》馆所印的第一个版本，为光绪四至五年的日记，光绪七年（1881）出版。张德彝八次出使，共留下八部《述奇》，然其生前只刊行过《航海述奇》《四述奇》《八述奇》。此处《四述奇书》，即是张德彝以驻英公使馆翻译身份，于光绪二年至六年随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国等国的纪录。
[80] 《夷艘寇海记》，当时以抄本流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其抄本。光绪四年，《申报》馆排印《圣武记》，作为卷十，题名《道光洋艘征抚记》。王之春见到《夷艘寇海记》稿本，亦有整理，题名为《防海纪略》。
[81] 梁启超所言为：“《各国通商条约》同文馆本，《条约类编》保定刻本，《通商约章类纂》天津刻本（坊间翻刻改名《通商约章成案类编》），《通商约章纂要》劳乃宣。”（《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55页）
[82] 康有为提到的书籍为：《算书十经》（《算经十书》），《四元玉鉴》《钦定数理精蕴》《梅氏丛书》《几何原本》《代数术》《微积分》《微积溯源》《代微积拾级》《数学启蒙》《行素斋数学》（《行素轩算学》）。《楚辞集注》《文选》《骈体文钞》《徐庾集》《四六丛话》《骈体正宗》，《八家四六》正、续。《古文辞类纂》《韩（集）》《柳集》。《全上古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唐宋诗醇》《杜诗镜铨》《高季迪集》《唐诗品汇》。《赋汇》《文苑英华》《吴（锡麟）顾（元熙）合稿》。《词律》《词综》《六十家词钞》。《长兴学记》。《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微积分》一书未查到，疑书名有误。康有为提到了名家为：骈文：“国朝”“胡、洪”。诗：“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苏、陆各大家”；二李（玉溪、昌谷）；“宋之山谷，明青邱，七子”；吴梅村，朱竹坨，王渔洋。赋：王粲、黄滔。吴锡麟、顾元熙。“七子”，似指明代“前后七子”，若以此论，则为14人。而韩愈、柳宗元、杜甫、高启、吴锡麟、顾元熙前已提到其诗文集。
[83] 我这里谈到了33种，仅是就“外学”而言，若按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分类法，还应加上“西学”中的9种，“兵学”中的10种，“数学”中的6种，总共58种。
[84] 《桂学答问》，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41页。
[85] 《南海康先生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03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增加了“佛学”，康有为著述中讲佛学的内容并不多。
[86]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1989年，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序》第1页。
[87]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第2、4页。梁启超此处所称“礼学”，不太具体，既强调了今、古文之别，又称“细玩二戴记”，再称“已可以《春秋》、三礼专门之学试于有司”，大约是遵从自有等差，但《礼记》《周礼》《仪礼》和《大戴礼记》都要读。
[88]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第5—11页。梁启超所列书目，除前已提到的《春秋》及《公羊传》《春秋繁露》《解诂》《礼》《白虎通》外，另开列：《榖梁传》《大戴礼记》《五经异义》《新学伪经考》，刘逢禄《公羊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邵懿辰《礼经通论》，魏源《诗古微》，“群经”。《史记》《汉书》《后汉书》，“群史”。《庄子》《荀子》《韩非子·显学篇》《孟子》《管子》《墨子》《老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群子”。《象山学案》《上蔡学案》《东林学案》《姚江学案》《泰州学案》《江右王门学案》《浙中王门学案》《白沙学案》《伊川学案》《横渠学案》《濂溪学案》《明道学案》《百源学案》《东莱学案》《南轩学案》《艮斋学案》《止斋学案》《龙川学案》《水心学案》（以上各学案，分见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算2种）。《朱子语类》。以上前后顺序，引者稍有调整。“群经”“群史”“群子”的概念很不明确，可大可小，梁也未称具体书目，我推测梁启超的本意只是随便翻看而已。
[89]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第4页。又，梁启超各类书目的排列是：经学书、史学书、子学书、理学书、西学书。西学列为最后。
[90] 《饮冰室合集》将《读书分月课程》误为“光绪十八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幼学》中称：“南海先生复有《桂学答问》，甲午游粤西，告桂人士者……岁甲午，余授学于粤，曾为《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近复为《读西学书法》，以答问者。”（《时务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175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91] 括号内该类书籍的种数。“天学”，天文。“地学”，地理。“全体学”，指关于身体的学问，今天一般称为“解剖学”。“图学”，测绘与制图。“农政”“矿政”等各政，除了“商政”以外，与政治并无关系，可视为农学、矿学一类。“格致总”，即科学总论或科学诸门类之意。
[92] 梁启超开列书目为：【史志】《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赵如光；《四裔编年表》，林乐知、严良勋、李凤苞；《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俄史辑译》，阚斐迪、徐景罗；《大英国志》，慕维廉；《法国志略》，王韬；《联邦志略》，裨治文；《米利坚志》，冈千仞；《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沈敦和；《德国合盟本末》《美国合盟本末》，两书印成一本，徐建寅；《普法战纪》，王韬；《土国战事述略》，艾约瑟；《东方交涉记》，林乐知、瞿昂来；《英俄印度交涉书》，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蔡尔康；《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列国岁计政要》，林乐知、郑昌棪；《欧洲八大帝王传》，李提摩太；《华盛顿传》，黎汉谦。【官制】《德国议院章程》，徐建寅。【学制】《西国学校》，花之安；《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肄业要览》，颜永京；《西学课程汇编》，沈敦和；《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傅兰雅；《教化议》，花之安。【法律】《万国公法》，丁韪良；《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李凤苞、俞世爵；《公法会通》《公法便览》，丁韪良；《公法总论》，傅兰雅、汪振声；《中国古世公法》《陆地战例新选》，丁韪良；《星轺指掌》，丁韪良、联芳、庆常；《法国律例》，毕利干（Anatole Adrien．Billequin，1837—1894，京师同文馆法国教习）；《英律全书》，何启；《英国水师律例》，舒高第、郑昌棪；《比国考察罪犯会纪略》，傅兰雅；《华英谳案定章考》。【商政】《富国策》，丁韪良；《富国养民策》，艾约瑟；《生利分利之别》，李提摩太；《华洋贸易总册》。【游记】《聘盟日记》，（俄）雅兰布；《探路日记》，（英）密斯耨；《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法）晃西士；《黑蛮风土记》，（英）立温斯顿；《中亚洲俄属游记》，（英）兰斯得路；《西学考略》，丁韪良；《环游地球杂记》，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历览记略》，傅兰雅。【西人议论之书】《自西徂东》，花之安；《治国要务》，韦廉臣；《时事新论（附图表）》《西铎》《新政策》，李提摩太；《东方时局论略》《中西关系略论》，林乐知；《中国四大政》，李提摩太；《整顿中国条议》，福士达；《借箸筹防论略》，来春石泰（Albin von Reitzenstein，1852—1927，德国陆军少校，张之洞聘用的自强军教官）、沈敦和；《扬子江筹防刍议》，雷诺（德国军官）、张永。以上书目涉及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数量非常之少。此处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做出评价；然在当时影响力较大者，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计政要》《西国学校》《万国公法》《富国策》等。
[93] “无可分类之书”收入18种书，其中有《佐治刍言》和《百年一觉》。《百年一觉》，前文已经说明；《佐治刍言》，后将论及。“中国人所著书”收入120种，大多是观察性的，研究分析少，然黄遵宪《日本国志》、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等书籍仍有相当的价值。
[94] 杰文斯的中文译名甚多，在逻辑学界，又以严复的译名“耶方斯”闻名。他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
[95]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6页。梁启超称“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自是该书由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总教习丁韪良所译，并由同文馆印行。梁称“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由此可知是他使用的版本为《西学启蒙十六种》（光绪十二年出版），艾约瑟此时任总税务司翻译一职，也是《富国养民策》的第一个版本。梁又称“税务司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数种，为他书所未道及者，《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辨学启蒙》《富国养民策》，皆特佳之书也”。（《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7页）相关的研究，又可参见赖某深：《叙论：晚清介绍西学的一套启蒙丛书》，艾约瑟等：《西学启蒙两种》，岳麓书社，2016年，第17—26页。
[96]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5页。又，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称《佐治刍言》“言政治最佳之书”。见同上书，第1144页。
[97] 相同的说法，还可以举一例。梁启超称：“其《西学略述》一种，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之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详焉。惜译笔甚劣，繁芜佶屈，几不可读。”（《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7页）《西学略述》，艾约瑟的著作，为《西学启蒙十六种》之一。梁似不知道，该书非为译书。
[98] 以上关于《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内容，我参考了森时彦的论文：《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以梁启超为中心》，狭间直树等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第264—289页。
[99]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5页。“局译”，指江南制造局。“馆译”，指京师同文馆。“衰”字据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本改为“裒”，见该书第1册，第166页。
[100] 欧榘甲与《〈春秋〉公法》、戴修礼探究“公法”，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欧榘甲”、下编第三章第四节“梁启超‘自下’进行的思想革命”。
[101]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9页。
[102]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一，第127—128页。梁启超引儒家经典甚多，简注于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见于《礼记·大学》，前文已引。“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见于《论语·颜渊》。“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见于《孟子·梁惠王》。“行旅皆欲出于其涂”，亦见于《孟子·梁惠王》，原文为“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见于《孟子·滕文公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见于《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亦见于《论语·子路》。“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见于《孟子·梁惠王》。“议世卿”，指“讥世卿”，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宣公十年。“疾灭国，疾火攻”，即“疾始灭国”“疾始火攻”，分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桓公七年，并见于何休《解诂》。“无义战”，见于《孟子·尽心下》。“士无世官”，见《孟子·告子》。
[103] 叶德辉曾著文批驳梁启超的读经“当知”十二大义，读子“当知”十大义，读史“当知”八大义。见《〈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24—130页。由此又可知，《西学书目表后序》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104]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一，第129页。
[105] 参见拙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40—241页。
[106] 《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一，第104—106页。该书目录注“光绪二十二年”，误。梁启超在信中称：“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根据梁给刘光的信，其意是将两湖书院改造为政治学院性质的机构。梁在信中又称：“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时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而常贯于四者之中。其经学、史学、地学、算学，则为日记以督之，以验其学业之勤惰；其时务一门，则为课卷以考之，以观其学识之浅深。讲时务而无四者之日记以督之，则无以正其本；讲经、史、算、地而无时务之课卷以考之，则无以征其用。二义并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规模，稍有所合，计其成就，必有可观。且时务一门，无专书可以讲授，必事事推原经、史，则侵彼两院之权；苟非如此，则专门之西学，既非所谙，洋务之谰言，又非所屑，登堂缄口，未知所裁。”由此来看，新设立的“政治学院”以经、史、地、算四课为主，“时务”并不专门开课，而是“常贯于”四课；四课的学习方法为日记，“时务”的学习方法以“课卷”；梁认为“时务”并无“专门”，处处引经引史，两者是交叉的。由此而论，梁提到的“二义并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二义”分别指四课（本、体）、“时务”（末、用）。这也是一种“体用观”。这些与后来梁在时务学堂的设计有相合之处。
[107] 《与林迪臣太守书》《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三，第2—3、13—14页。
[108]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学约》，第1—7页。梁启超在“经世”一章中还特别说明：“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胡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即模仿西方“政治学院”的样式来办时务学堂。《学约》第十章“行教”，即传播孔子之教，也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109]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2页。“溥”即“普”，普通学。“颛”即“专”，专门学。梁启超本人两字也常混用。“格算学”中的“格”，格致，今译物理学。
[110] 从梁启超当时的思想来看，“圣经”指《春秋》《孟子》等经典，见其著《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但也不排斥另一种可能性，康有为在《整齐地球书籍目录公论》中称：“二曰推定圣经。万身公法之书籍，博大浩繁，非孩童所能记诵也。今复集海内之书，俟每五年于修定公法各书之后，则并以众论推定圣经数本，俾便于孩童记诵。”（《实理公法全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347页）康的“推定圣经”，或与梁的“原本圣经”有关联，然该“圣经”未见编成。
[111]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女学》中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多寡，为强弱比例差。”（《时务报》第23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525页）梁此处的“公理”又有今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内容。梁又称“《佐治刍言》（此书为内公法之书）”，又可见梁对“公理”与“内公法”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112]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6—30页。又，根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各书版本为：“《各国通商条约》，同文馆本；《通商约章类纂》，天津刻本，坊间翻刻改名《通商约章成案类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55页）第十二月《通商约章及成案》，似为《通商约章成案类编》之笔误。其余各书，前已注明，不再注。
[113]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札记称：“……公法有内外之别，《春秋》亦有内外之异。《春秋》者，泰西公法之祖也。”梁启超批语称：“近是而犹未尽。惟交涉者，乃为外公法。《春秋》之外事，非交涉也，不过所治之地，不能不有远近先后之别也。故《春秋》实如西人宪法、国律之书，实全是内公法也。外公法不过内公法中之一门耳。”（《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57页）梁启超此处“内公法”“外公法”的概念十分混乱，又以《春秋》比拟“西人宪法、国律”，也是对西方宪法概念的曲解。
[114]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在札记中，引用《春秋》、何休《解诂》、《左传》为例证，谈论或涉及“公法”，梁启超作批语：“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极细心，极有得。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59、62页）从梁的批语来看，似有自己编纂《公法学》的意图。
[115]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合上奏《京师大学堂章程》，原稿由梁启超起草，第二章《学堂功课例》称：“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祗增习气。”又称：“今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别，参以中学列为一表如下：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纂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纂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普通学同时并习，其功课悉用洋人原本。）高等纂（算）学第十六，高等格致学第十七，高等政治学第十八（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第十九（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第二十，矿学第二十一，工程学第二十二，商学第二十三，兵学第二十四，卫生学第二十五（医学归此门）。（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既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其已习西文之学生，即读西文各门读本之书，其未习西文之学生，即读编译局译出各门之书。）”（《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9—31页）这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前的最后一篇文字，尽管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可能有修改。在中学与西学的比例关系上，梁仍强调中学，经学、理学被置于数一数二的位置；“公理学”“公法学”已不提，代之为“初级政治学”。京师大学堂前三年只学普通学，第四年才分科。康有为、梁启超此时的用力之处在于“应读之书”：由梁主持“上海编译局纂成功课书”，试图将“康学”编入“功课书”中。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拙著《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又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207—283页。
[116] 《长兴学记叙》，《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17页。
[117]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第6册，第1947页。这段话正是《孔子世家》的最后之言，是司马迁对孔子的结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多次引用过此典。
[118] 相关的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下编第三章第三、四节。
[119] 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李少军：《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尤其是第三章《“中体”锢禹域 西潮涌东瀛》。该项研究相当深入，分析亦精辟。
[120] 《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9页。
[121] 梁启超原题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时务报》第27、29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802页，第3册，第1933—1934页。梁此时将“译书”放在“学校”类。
[122] 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称：“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书，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时务报》第42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版，第4册，第2845页）
[123]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今译本为《进化论与伦理学》）。斯密亚丹（Adam Smith，1723—1790，今译亚当·斯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译本为《国富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今译密尔），《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今译本为《论自由》）、《名学》（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今译本为《论法的精神》）。耶方斯，即杰文斯，《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124] 霍布士，即霍布斯。斯片挪莎，即斯宾诺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三学案刊于《清议报》第96—100册。
[125] 《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579—580页。
[126] 《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之广东某君之演说》，（1905年）九月初八日，《民报》第一号，第79页；又见《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78年，第1册，第26页。
[127] 此一时期译书门类与种类的变化，可参见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的研究，又可参见章清：《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12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页。朱维铮所作导语，对此亦有深刻的分析，见该书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生前自编文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皆未辑入。
[129]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第219—342页。
[130] 叶德辉称：“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65页）“路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从上下文关系来看，“心夷”也有可能指康有为模仿马丁·路德而创新教义；然“貌孔心夷”一语流传极广，皆被当作针对康此期总体思想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