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三世说
若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脉络来看，“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只是考证的过程，其结论应是“大同三世说”。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隐隐约约地说明其“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称言：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行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
《春秋》言太平，远近大小如一，地球一统之后乃有。此时烦恼忧悲已无，不食土性盐类质，养生日精，此言必验。
《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
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已详《孔子特尊尧舜篇》。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尧典》一字皆孔子作……《春秋》《诗》皆言君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六宗以祀，变生万物，象刑以期刑措，若斯之类，皆非常异义托焉。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137]
“大同三世说”不是《孔子改制考》的主题，以上六条内容，是经由我特别地挑选。“远近大小如一”，为何休所言，康由此来说明“地球一统之后”的“大同”。《尚书·尧典》记载尧、舜之“禅让”，康以此来说明“民主”。与《孔子改制考》同期的著作《春秋董氏学》，康亦有相关的言论：
《春秋》义分三世：与贤不与子，是太平世。若据乱世，则与正而不与贤。宣公在据乱世时，而行太平世之义，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所谓王法，即素王据乱世之法。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每一世中皆有三统。此三统者，小康之时，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别有三统，此篇略说，其详不可得闻也。
太平之世，大小远近若一。大同之治，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则仁参天矣。
后世不通孔子三世之义，泥乱世、升平之文，反割放生为佛教，宜孔子之道日隘也。[138]
“大同三世说”也不是《春秋董氏学》的主题，以上五条内容，也是经过我特别地挑选。康特别提到了《礼记·礼运篇》中的内容，即“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由此来说明“太平之世”的美景。以上十一条言论虽极为简要，但可以大体看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观念及其相应的“君主”“民主”的发展阶段。“大同三世说”承继着《实理公法全书》中“民主”“平等”的理念，是康有为通向“大同”思想（《大同书》）的过渡期产物。康在《孔子改制考》序言中，还多次呼唤着“太平之治”“大同之乐”！[139]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初步揭示的“大同三世说”，为什么未能详细言之？对此，可以看看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梁启超（1873—1929）的说法。
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次则论三世之义。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也。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140]
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又撰写《三十自述》，称言：
辛卯（光绪十七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141]
梁启超又手抄康有为诗，大约于宣统三年（1911）出版《南海先生诗集》，并在《〈大同书〉成题词》后作了一个按语，称言：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今方为国竞之世，未许也。[142]
1921年，梁启超又出版《清代学术概论》，言及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思想，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143]
以上，梁启超一共说了四次，皆在戊戌变法之后。梁这四次说法的相同点是，梁入康门时，康的“大同三世说”思想已经成型且成熟，并向陈千秋、梁启超等少数弟子传授过。这是可以证明的，我在后文中将会叙述与分析。梁这四次说法的不同点是，康此期是否有著书，著书的书名是什么？梁第一次称已著有“《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第二次称已著有“《公理通》《大同学》”；第三次改称“略授口说”，而“著为成书”的时间是“辛丑、壬寅间”（1901—1902）；第四次称“虽著此书”，“秘不以示人”，但没有说具体的书名。如果相信梁所言都是真的，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康在戊戌时已有著书，如同梁所说的《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公理通》《大同学》之类，绝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大同书》。由此来对照今存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原稿，大体可以确认是“辛丑、壬寅间”所写，以后又多有修改。[144]而康有为在“大同三世说”重要著作《〈礼运〉注》叙文中，对其写作时间明显“倒填日期”。[145]实际上，最值得注意是，梁这四次回忆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康有为此时不愿公开传授或宣传“大同三世说”的理由：清朝此时只能行小康之道，不可用大同之学。对此，我也将在后文中予以证明。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二十九年四月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若用最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对此，康在《〈礼运〉注》中称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征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也。[146]
然而，若用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的著述，来说明戊戌之前康的“大同三世说”，也是不可能精确、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虽说康有为在戊戌之前对“大同三世说”没有完整的成文的著述（或未能保存下来），然我以为，梁启超的上引四次说法还是可以证明的。康在万木草堂的讲授中，在桂林等处的讲学中，确实很少言及大同[147]；但确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口传给梁启超等人，就如《孔子改制考》所言孔学大义不在于文而在于口传一样。我们可以在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前的诸多著述中，找到“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思想。
梁启超对于“大同三世说”的最初阐述，见之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在《时务报》第26册发表的《〈说群〉自序》，称言：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浡兴也若此……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148]
梁启超的这些话，说得比较隐晦，但可以看出以下内容：一、学说主要来自于康有为。二、其中以“独术”对应“据乱世”，以“群术”对应“太平世”。三、“群”亦有“国群”与“天下群”之别，“国群”隐指“民主国”，“天下群”隐指“天下大同”。梁引用的三条经典，即《易》《春秋公羊传解诂》《礼记·礼运篇》，都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论据。其中“群龙无首”一句，梁还会多次提到。
此后，梁启超在同年七月二十一日（8月19日）出版的《时务报》第36册发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称言：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麤觕，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夷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
《春秋中国夷狄辨》是康有为弟子徐勤的著作，梁启超在该序言说明，徐勤的思想来自于康有为。[149]梁此处虽未言及大同，然将“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之句，解释为孔子学说在全世界的通用性，即“治天下”“治万世”，其意已存。
再后，梁启超在同年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出版的《知新报》第32册发表《〈新学伪经考〉叙》，再次谈到了大同三世说。梁否认了《新学伪经考》仅仅是一部考据学的著作，而称其是康有为“演孔之书四”中的首部，是“以清芜秽”之作。梁称言：
……启超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之：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并没有言及“大同三世说”，梁却用“三世之义”来说明“新学伪经说”的最终意义。梁又称：
演孔四书，启超所见者，曰《大义述》，曰《微言考》，并此而三。又闻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统天”之义，所谓“智周万物”“天且弗违”。呜呼，则非启超之愚所能及矣。[150]
此中“又闻之”的内容，应与“大同三世说”相关联，然梁从《易》《春秋》说起，又未加细说，颇为朦胧。
以上所引梁启超三文，虽然谈及“大同三世说”，但皆未能直言畅言。而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宣传“大同三世说”最直白、最详细、最重要的政论文是《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而解说“大同三世说”最详细、最具体系感的，是梁为湖南时务学堂所制定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是梁对时务学堂学生提问、札记的“批语”。对此，我在本书下编辟以专章，有着详细的解读。此处略举两例。
由于《古议院考》一文与严复之间的论争，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1册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开头即言：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此是“三世六别说”。据此，第一世为“多君世”，即“据乱世”，分成两个阶段，中国与世界最初为由酋长统治的众多小国，然后进入封建国家，而封建国家内部又实行世卿制度。第二世为“一君世”，即“升平世”，也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君主专制阶段，然后再进入君主与“民”（精英）联合执政的阶段。第三世为“民政世”，即“太平世”，仍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有总统之世”，即清朝已经不存在了，但中国仍然存在，将是一个民主国；然后再进入“无总统之世”，即中国已经不存在了，世界实现“大同”。
由此来对照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此处的“民主”即民选统治者，即“总统”之意。对照以上梁启超的说法，即“无总统之世”，世界大同，全世界由一个议院来管理。康有为对此称：“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二、“民主。”此即梁所称的“有总统之世”。康对此称：“此犹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但不如上法之精。”三、“君民共主，威权有限。”此即梁所称“君民共主之世”。康对此称：“此失几何公理之本源者。”四、“君主威权无限。”此即梁所称“君主之世”。康对此称：“此更大背几何公理。”以上，康只称了“升平世”“太平世”的四个阶段，而“据乱世”的两个阶段，即“酋长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恰是康“孔子改制说”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梁的思想完全来源于康。
根据梁启超的“三世六别说”，清朝属于“升平世”，处于从“君主之世”到“君民共主之世”的过渡时期，君权将会受到限制。这样的学说，清朝的皇帝能接受吗？根据梁的“三世六别说”，清朝到了“君民共主之世”后，仍将会灭亡，中国将进入“有总统之世”：“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专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这样的学说，清朝的皇帝又怎么能不反感？梁还称：“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即为普世性的规律，中国必终将消亡，世界必然终将走向“大同”。[151]这样的学说，不仅清朝的皇帝会反感，恐怕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会反对。从本质上来看，“三世六别说”是要取消清朝的皇帝制度，消亡中国的国家形态。由此似可以理解，康有为何以不对外、甚至不愿对其普通弟子宣传此说。
除在《知新报》《时务报》上的论说外，光绪二十三年秋天起，梁启超主持湖南时务学堂，也以“大同三世说”为教授内容。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作批语称：
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民，由中国以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者，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数年，尚未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倪，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今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以发心灵浚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凭藉，以为思索之基，先读西人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略得其概。[152]
由于是时务学堂内部的批语，梁启超此处也说得十分明白。梁宣称：“小康”属于“义”，所“救”者为“一国”，即“中国”，用来“治一国”；“大同”属于“仁”，所“救”者为“全球”，也就是用来“治天下”。康有为一派的政治策略是分成两步走：“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梁由此充满信心地宣布：一、“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者，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即对实现世界“大同”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大体的时间表。二、“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即康有为“大同”理论建设已经完成，西方人所能达到的政治成绩，只是康“大同”理论的“十之一二”。梁还说明，康“大同”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的内容，须得“一字也不放过”。
梁启超及康有为其他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说，是我在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时所找到的重要途径。正是由此途径，我证实了康在戊戌时期“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此，我在本书下编的各专章中有着更多的评述，此处不再赘言。[153]回头可再看看康本人的言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于光绪二十四年冬在日本写《我史》。他宣称在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回乡授学，并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
此中的“中国”为“小康”，此中的“救地球”为“大同”。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死生，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154]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然读到梁启超的诸多言说，尤其是前引梁的批语，才隐约地感到，康也未必矫情，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综上所述，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
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再到“大同三世说”，康有为大体上走完了其政治理论建设的路途，只是“大同三世说”尚未从思想落实到文字，尚未完成其实证性的著作。根据梁启超的政论文，清朝正处于从“君主之世”到“君民共主之世”的过渡时期。然而，何谓“君民共主”，何谓“议院”，康的“大同三世说”对此有着自我的解释。（后将详述）
康有为此时的政治目的是取法于孔子，“创制”且“立教”。所谓“创制”，即是“大同”“小康”之制，康似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内容。所谓“立教”，康似要仿效基督教，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康亦从此着手，即创办“万木草堂”，到广西去讲学；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亦可视之为“立教”的工作。若详细考察“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还可以看出，康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主体仍是“中学”，“西学”只是用于补充，对此，我也在下编辟以专章来加以说明。[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