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孟华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光绪十七年（1891），就学于康有为，为“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亦在康门内被称为“驾孟”。光绪十九年，麦孟华中举人（与康有为同科）。光绪二十年，随康有为、梁启超入京会试，未中式。光绪二十一年，再随康、梁入京会试，仍未中式，参加“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三年，到上海参与编辑《时务报》，为主笔之一。光绪二十四年，与梁再到北京参加会试。根据康的指示，再次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绝租让旅顺、大连，签名者达830人。康、梁等人发起保国会，麦为康讲演的记录者。^[50]百日维新期间，礼部侍郎唐景崇保举“经济特科”，麦孟华在列。^[51]

麦孟华在《时务报》上共发表《榷关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民义》《尊侠篇》《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六篇政论文章。^[52]麦作为康有为的大弟子，言及“大同三世说”却很少，仅两处，分别在《尊侠篇》和《民义》上。

《尊侠篇》刊于《时务报》第32册，所论是呼唤“侠士”的精神，以对抗各国列强的处处进逼，以行慷慨变法之事。在该文中，“大同三世说”被放在非难者的位置上：

难者又曰：吾闻《春秋》之义：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大同之治，爱邻国如己国。区区恩怨，魁儒勿道也。

麦孟华此处仅引“大同三世说”的第三世，即“大同世”，所言是“世界大同”之后的政治秩序；由此，他又用“大同三世说”的“第一世”，即“据乱世”之理来驳斥之，称言：

至治之极，义贵平等。西人藐我中国，百端窘辱，揆之以理势，岂可谓平。侠者振弱锄强，取其不平者而平之，公法家之所谓平权者也。且国之相处，必重报施，虽致太平，犹所不免。况今日之天下，据乱世之天下也，必骤陈高义，不自奋拔，低头舌，腆〔觍〕颜受辱。则印度、土耳其岂不甚盛矣乎？然报施之道奈何？曰：始则以力鼓其勇，继则以气萃其党，终则以智御其变……^[53]

根据“大同三世说”，清朝此时已处于“升平世”，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属“据乱世”，即梁启超所称之“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54]麦孟华对此的方法是“以力”“以气”“以智”进行对抗；这与前文所称王觉任、欧榘甲、黎祖健的列立“诛条”、蒙受“恶谥”——即在经典与史籍中斥之为“六大罪案”或“残贼一夫”——是大不相同的。

《民义》刊于《时务报》第26、28、30、34册，原本是类似于梁启超《变法通议》之类的大文章。麦孟华在《自叙》中称：“谨最其要图，条为八事，为三十二篇”，但刊出仅是三篇，即“自叙”“民义总论”“公司”，可见发表者仅是其原设计撰写的极小部分。由于该文尚未写完，宗旨未能全显；但从已刊的内容来看，是在讲“君”“民”两义及其相互关系。麦称：“中国文学未昌，风气未辟，民智未开，民事未习”，若设立“议院”，“止足取乱”；由此设立“公司”，合众人之财力，从事“生利公司”（种植、畜牧、渔务、纺织、制造）和“通利公司”（轮船、内运、洋庄、保险）。“大同三世说”到了他的笔下，却是重点讲君的作用：

然吾闻古圣治民之道矣，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治兼爱尚同之言者也，曰：“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则不可为政。民自为谋，顾可求治邪？曰：《春秋》之义，世有三等。据乱之世，犷犷莽莽，罔识君民。升平之世，以君统民。事总一智，万愚受治；权属一尊，万卑受成；以一人而任众人之事，则众人不可纷扰以乱之也。故民智皆敛其力以待用，驯其气以听命。圣人非欲愚民也，民愚因以愚道治之也。久之久之，而智者失智，愚者安愚，则权堕事败而不可为治矣，不能不进之以太平。太平之世，万力毕奋，万智毕张，尊仍于上，事分于下。故升平之治，君劳而民受成；太平之治，民劳而君受成。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师之牧之，保之傅之”，将以善其事而使之得所也。

根据“大同三世说”的学理，各世的变更替代，有其严格的规定，“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然清朝乃处于升平世，还未能向太平世过渡，君权仍然是必需的。麦孟华再从“古者”中找到“井田”等多项制度，称“今则垦因任力，上不过问”，进一步地推论：“则是保母既去，而婴孩犹呱呱以索乳哺，其不馁而致毙也几何矣？”^[55]

麦孟华如此解读“大同三世说”，是其主张“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这在他的其他政论文章中有较多阐述，我将在本章第三节叙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