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院”的设计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张之洞的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梁应张的邀请，去了武昌，两人有着多次深入的交谈。^[105]梁受此激励，以弟子的身份写信给张，歌颂的赞词直入云霄：“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梁随后提出建议，在武昌设立“政治学院”，其教学方针为：

以六经、诸子为经（原注：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梁启超提出“经”“纬”“用”三个领域：分别对应中国传统经典、中国历史、中国当今现实，这是为主的方面；同时又参照西方的“公理公法之书”、西方的早期历史、西方的“近政近事”，这是为辅的方面。这种主、辅关系，也是一种“体用观”，只是扩大到三个领域。在这封信中，梁还解释了与“六经、诸子”相对应的“西人公理公法”：“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这与他在评论《佐治刍言》中的用语——“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之言”，已有差异。梁对其“政治学院”的设计，充满信心，描绘出美好的未来：

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106]

梁启超对“今日之制度”的改造，存在于两种途径：“复古”或“行西”。他没有强调何种途径（“古”或“西”）为主要方向，但从前面已言“经”“纬”“用”三个领域的主辅关系来看，中国的传统经典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更何况梁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已经说明，孔子学说已包含了西学的精义。

梁启超的建议，未被张之洞采用，但他没有放弃。此后，梁在给杭州知府林启、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光的信中，再次阐发此议。^[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