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康有为早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先后随简凤仪、陈鹤侨、梁健修、陈菶生、杨学华、张公辅、吕拔湖等人学习儒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光绪二年（1876），入礼山草堂，随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前后大约有两年光景。康曾于同治十年（1871）、十一年参加童试，未中式；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先后以捐生或荫生的资格，参加广东或顺天府的乡试，皆未中式。光绪十五年底，他参加顺天府乡试后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回到广州。以此经历来看，他与同时代的士子并无太大的差别。

光绪二十四年底，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在东京写自传《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宣称自己很早便受到了西学影响：光绪五年，他“薄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光绪八年，他赴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他“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光绪十年，他“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光绪十一年，“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光绪十二年，他“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之”两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之洞听从此策，托康与文廷式“任其事”。光绪十三年，他“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2]康有为写作《我史》时，为其人生的低谷，有着许多自我张扬，不可全信之。^[3]以上的言论，即多有不实之处。如光绪九年购买《万国公报》，此年恰恰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因办学事务繁忙而停办《万国公报》，直至光绪十五年由广学会复刊。^[4]又如光绪十二年张之洞托康有为、文廷式开局译西政之书，从现存张之洞、文廷式、康有为的文献来看，无其事。再如康称光绪十年开始编《日本变政记》及搜集日本书诸事，更是需要打个大的折扣。^[5]然而，在此张扬言词之下，康已经接触到“西学”，仍是不争的事实。^[6]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涉及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仍是相当有限。^[7]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对康的影响亦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