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任

王觉任（1860—1929），字公裕，号镜如，广东东莞人。光绪十七年（1891），就学于康有为，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康离开广州时，亦曾命其为万木草堂学长。《知新报》创办后，任撰述。^[28]曾任《孔子改制考》总校，《春秋董氏学》复校。

王觉任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4篇政论文：《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开储才馆议》《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前两篇。^[29]

《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刊于《知新报》第19册，所论是反对由古至今的武力征伐，主张列国列强“息争”；其所持者，为孔子反战的理念；其欲施者，是召集各国“公议”之会。对此，王觉任称言：

昔春秋之时，战事以百十数，孔子必一二书，所以重民命也。是故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其所以深恶而痛绝之之意甚明。佛法之普度，墨家之非攻，耶氏之救世，岂非与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同一义哉？故争夺相杀，人之大患，天心之所忿恶，圣人之所隐痛，而亦环球诸国之所大患者也。不以为患，斯亦已矣，如以为患，则禁攻寝兵之约其亦不可以已乎？

二人同舍，各持一义，争欲求胜，不能决也，是非无所折衷，曲直无所赴诉。《春秋》不书离会，其此意矣。地球之上，纷纷者五十余国。今议院，天下之平也，各国有行之者，其明效大验，不可见乎？充斯例也以往，纠合若民主、若君民共主、若君主之邦，共立明约，申以大信：继自今有两国龃龉，各国会于其所，开诚心，布公道，定三占从二之例，平其曲直，定其是非。理之否者，小而谢罪赔款，大而纳地请荆，一唯各国之公议是听。其有倔强不如约者，天下共起而击之，废其君而谋立贤者。

上引前一段话说的是义理。孔子是看重人民生命的，佛教、墨家、基督教的主张与孔子“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的理念是大体相同的，环球诸国完全可以由此达成“禁攻寝兵之约”。上引后一段话说的是方法。既然“议院”的方式体现了“天下之平”，许多国家行之有效；那么，世界上三种国体（民主、君民共主、君主）的国家也可以订立明约，仿效“议院”而设置超越国家的“公议”之所。此后两国若有争议，可由各国共同平曲直、定是非；若有不从者，天下各国可共击之。这表面上谈的是西方式的“议院”，然其内在的规制却在仿造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提出的“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按照“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孔子的学说经天纬地，是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至理；王觉任对世界的未来充满着信心，在文章的最后呼唤道：

呜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尚矣。诚由吾之前说，使地球五十余邦，十五万万人，咸同斯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春秋》之义：“有分土无分民。”太平之运，大同之治，意在斯乎，意在斯乎！^[30]

“不忍”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概念，在“大同”世界中将没有“封疆”与“兵革”，“太平之运，大同之治”是当时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十五亿人口共同的美好未来。这也是王觉任此文的结论。

《寝兵说》刊于《知新报》第27册，所论亦是反对武力征伐，反对扩军备战，主旨与《论列国息兵之公理》相同，但“大同三世说”不是结论，而成了该文的论据。王觉任称言：

《春秋》之言三世也，曰据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据乱之世，以兵为命，朝无法，上无律，群竞其私，劲于仇杀。非洲之土人，南洋之岛夷，与夫土番野猺，犷悍顽剽，身以兵长，家以兵立，国以兵成，其生死与兵相终始。久之久之，而易世为升平也，朝有法，上有律，人禁私战，家禁私仇。然而内夏外夷，峻其限界。私有不遂，则奔蹄劲角，奋相蹙躏，糜他人之民以及己之民之世也，以兵为辅。又易世而为太平也，“夷狄进爵，远近大小若一”，国同天邑，人同天民。故人爱他人之身如其身，爱他人之家如其家，爱他人之国如其国。长训其幼，上训其下，鬼训其裔，天训其君，睊睊眮眮，以兵为大戒。升平非治之至也。记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诗曰：“无彼疆尔界，陈常于时夏。”上天恫而厌乱，下姓号而求治。霸天下者，则盍公其国，而勿私之矣；公之如何，则盍寝兵而休民矣。^[31]

在据乱世，以兵为命；在升平世，以兵为辅；到了太平世，以兵为大戒。王觉任据此历史发展观而作醒世之言：太平世必将到来，至时将“盍寝兵以休民”。然而，义理的正确不等于现实的有效性，王觉任手持“大同三世说”式的这般兵器，又何能阻挡甲午战后各国帝国主义的强猛进逼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