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与“中本西用说”
梁启超写《学要十五则》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冬，恰好入康门四年。光绪二十二年，梁到上海主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大谈用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大谈翻译西书，并由《时务报》馆刊印所撰《西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90]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年仅25周岁的梁启超成了西学的大师，就像当时许多人读了《上清帝第三书》认为康有为是西政的巨匠一样。
《西学书目表》分28类：“算学”（21）、“重学”（4）、“电学”（3）、“化学”（12）、“声学”（3）、“光学”（6）、“汽学”（3）、“天学”（6）、“地学”（8）、“全体学”（11）、“动植物学”（7）、“医学”（39）、“图学”（7）、“史志”（25）、“官制”（1）、“学制”（7）、“法律”（13）、“农政”（7）、“矿政”（9）、“工政”（38）、“商政”（4）、“兵政”（56）、“船政”（9）、“游记”（8）、“报章”（6）、“格致总”（11）、“西人议论之书”（11）、“无可分类之书”（18），共录书目353种；《西学书目表附卷》分3类：“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86）、“近译未印之书”（90）、“中国人所著书”（120），共录书目296种。[91]两者相加，竟达649种，数量极为庞大。
细观《西学书目表》，主要书籍属“声光化电”之类，即今自然科学与技术门类，其中又以“算学”（数学）、“医学”、“工政”（工学）、“兵政”（兵器制造与使用）为多；主要译者和出版机构为外国传教士（益智书会、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他们的思想取向与工作性质，决定了译书的门类和内容。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正是脱离了神学的轨道；西方教会与来华传教士虽受此影响，但这类政治、经济、社会学说毕竟与神学为两途。来华传教士中许多是医疗传教士，大量的医学书籍是其所译。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翻译兵器制造与使用的西书，同时也需要翻译数学、力学（重学）和技术类的著作。本章的目标是研究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底色，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康、梁和这场政治改革的其他推动者、指导者正需要大量“西政”类的著作。由此对照《西学书目表》，应分属“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商政”“游记”“西人议论之书”7类，共69种，数量本不为多，能够称得上佳作的则更少。[92]此外，在“无可分类之书”“中国人所著书”中，也有一些价值较高的书籍，但就普遍水平而言，知识与学术的层级不算高。[93]
《读西学书法》是梁启超介绍读书门径的著作，主要部分在谈论数学、化学、医学、农学、军事等门类，而谈到历史、教育等门类时，大多仅仅是对该书的评价；而涉及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各学说的著作，数量本来就很少，梁启超又于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和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有着比较大的误读。
《西学书目表》中有三种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法思德的《富国策》（汪凤藻译，丁韪良阅）、皙分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今译杰文斯）的《富国养民策》（Political Economy，艾约瑟译）和伯顿（John Hill Burton，1809—1881）的《佐治刍言》（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傅兰雅、应祖锡译）。法思德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任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校长。皙分斯（杰文斯）是“边际革命”理论的创立者，是古典经济学派向新古典经济学派转变中的重要人物，长期担任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今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和逻辑学教授。[94]伯顿原是律师，后从事写作，编辑过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传记和边沁（Jeremy Betham，1748—1832）的著作。他是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同时受到主张全球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与概念，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日本也有传播，尽管后两种属于通俗性的丛书版。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对这三种书的评论是：
同文馆所译《富国策》，与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或言本属一书云，译笔皆劣，而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奥也。中国欲振兴商务，非有商学会聚众讲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95]
《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求原，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之言。[96]
梁启超并没有分清《富国策》与《富国养民策》之间的区别，称“或言本属一书”，即一部书的两个译本；他虽称“精义甚多”，但又指责“译笔甚劣”，说明他此时阅读和理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能力似有不足。这一类著作的初译，正是各种专业名词和概念建立之际，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较多的阅读经历，是难以融会贯通的。[97]他虽称《佐治刍言》为“论政治最通之书”，又称“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对照原书来看，似为对该书内容的解读不够细密。[98]我这里最感兴趣的是，梁称《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又称《佐治刍言》“皆用几何公论，探本求原”，其上半部“多公法家言”；由这些言辞可上溯到康有为的著作《实理公法全书》——以“几何公理”而推导出的人类、社会、国家、政治诸门类“公法”——梁仍在沿用康的理念，来解读法思德、皙分斯（杰文斯）、伯顿的著作。
梁启超的“公法”概念又为何？他在《读西学书法》讲了三段话。为能准确理解，以下全录之：
西国公法家言，皆布衣下士，持空理以著书。讲之既久，执政者渐因用之，颇有成《春秋》而乱贼惧之意。然所据者，多罗马及近世旧案，非能悉由公理；又必彼此两国文野（原注：文谓文明之国，野谓野蛮之国）之轨相近、强弱之度相等，乃能用之，否则徒为空言而已。然近数十年间，因此而免于战事者，已无虑百十事，则公法家之息兵会，与有力焉。中国与西人交涉日繁，苟明此学者渐多，则折冲尊俎，其弭患无形者，必不少也。
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公法专家，故馆译多法学之书。然西人治公法，有声于时者，无虑数十百家。丁译之《万国公法》，非大备之书也。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分三集，为书十六本，视馆译为优矣。（原注：闻李丹崖译有《公法书》，甚详备，未印出。）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丁韪良得意之书。然以西人谭中国古事，大方见之，鲜不为笑。中国当封建之时，诸国并立，公法学之昌明，不亚于彼之希腊。若博雅君子，（衰）［裒］而补成之，可得巨帙也。西政之合于中国古世者多矣，又宁独公法耶？[99]
由上可见，梁启超所谈论的“公法”，已经超出了“国际法”的概念，与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公法”有相似之处，与康的门生在各类著述中所使用的“公法”概念也有相似之处。梁称“公法”由“布衣下士”自我创行，讲久了而为执政者用之，并比拟于《春秋》的功用，是对“国际法”产生过程与实际效用的误解。梁称“公法家之息兵会”，是康党内部经常谈到的“弭兵会”，也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学理之一。梁称中国在春秋战国期间（“当封建之时”）“公法学之昌明”，更是指明中国传统经典中已经具有“公法学”的大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公法”概念上，梁指认《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又指认《佐治刍言》上半部“多公法家言”。这些界限相对模糊的“公法”的概念，梁后来《上南皮张尚书书》中又有游移（后将述及）。也正是在这样的“公法”概念运用中，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门生欧榘甲已经完成了《〈春秋〉公法》；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制定的《功课详细章程》中有“公法学”（后将述及），而他的学生戴修礼也正在探究能超越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水平的“公法”。[100]
我在阅读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时，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一个25周岁的青年，不懂外国语，也未去过外国，一下子提出649种书目，并对其中约230种做出评论，如此强大的阅读速度与能力，是何等的天才之举！然而就常识而言，梁在有限的生命刻度内不可能详细研读这么多书籍，而天才也容易以“合理想象”来解读其未知难解之物。在此情况下，梁产生诸多误读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学此时并不是梁的主攻方向。梁在《读西学书法》中提到了大量中国人写的著作，作者包括亲历西方的各类出使官员，随后评论道：
近风气颇开，此种著述，亦日盛一日。然或学无本末，语无心得，互相沿袭，读之徒费时日，无宁读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龚定庵之《文集》矣。[101]
梁的这个说法，与前引康有为致朱一新信中称“后生读书无多，不得其根本节目……”一段话，意思是相近的。
我个人更为关心的，是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宣称“吾不忍言西学”之大段言论。梁认为，孔子学说已经包含了西学的精义，甚至远远超过之，引经据典地说道：
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赜，未能具言，请言其粗浅者。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农务、渔务、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于其涂”，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羡补不足”，商务兴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公法之学行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学之原立矣；“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原注：以上仅证之于《四书》，又每事仅举其一条，其详具于专书。）又如《春秋》之义，“议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原注：古之埃及、希腊，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数等之弊，凡国有上议院者，皆未免此弊，盖上议院率世族盘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灭国，疾火攻”，而“无义战”，视西人之治兵修械、争城争地者何如矣？自余一切要政，更仆难尽。夫以“士无世官”之制，万国太平之会，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博深切明，为何如矣？然则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102]
这段话的基本逻辑，即孔子学说包含西学，与前引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诸多言论是相同的，也是康此期“大同三世说”的逻辑大前提之一。梁启超在撰写《读西学书法》之后再发此议论，可见他此期对“西学书”的总体误解。在此逻辑大前提之下，梁大声疾呼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中国书籍：“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宣布读经“当知”十二大义，读子“当知”十大义，读史“当知”八大义，皆是“康学”中“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的内容。[103]梁由此得出最终的结论：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104]
从字面直解，中学离开了西学则无“用”，西学离开了中学则无“本”，中学与西学必须相结合。然在此表述中，中学、西学的主、辅关系是明确的，且与康有为“宋体西用”的说法很相似。这是梁启超版的“中本西用说”，早于张之洞，与孙家鼐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