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理公法全书》
《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生前没有出版的著作，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的家藏，抄本。最初的文字版分别于1978年、1984年在台北和上海出版。[72]《实理公法全书》的写作时间很可能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稿时期不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应是戊戌之前的著作。[73]
《实理公法全书》的写作方式，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实理”“公法”“比例”等名目，并加“按”语进行解释。[74]此时的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法则与自然界的法则是相通的，是可以用“几何公理”（实理）的形式来表现的。[75]该书《人类门》称：
公法：……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
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按：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
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最有益于人道。[76]
康有为在此强调了“自主”（自由）、“平等”和“互相逆制”（制约），这些与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基点是相似的；康反对“人立之法”，即不是根据人为的原则而立法，而主张以符合几何公理的原则来立法，并称“其所用诸凡人立之法，亦必鲜精者”。[77]如果只是用近似而不是绝对准确的标准，来看待康的“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一语，颇有“自然法”的意味；而“人立之法，万不能用”一语，又颇有“实在法（罗马法）”的意味。康所称以“平等之意”行“人立之法”，是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该书“君臣门”称：
实理：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按：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
比例：民主。按：此犹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但不如上法之精。
比例：君民共主，威权有限。按：此失几何公理之本源。
比例：君主威权无限。按：此更大背几何公理者。[78]
康在此展现出其“大同”思想的最初形态。他认为：君臣关系只是一种特别的契约关系（“己之保卫者”）；而且“君”是多数，即“一命之士以上”，相当于官，并不是惟一的、至上至尊的统治者。康将政治体制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只设“议院”但不设“民主”（民选的统治者），是最好的形态，最有益于人道。第二种是设立“民主”（民选的统治者），仍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但不如第一种，应视为当时美国、法国的总统制。第三种是“君民共主，威权有限”，应视为当时英国、日本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康认为是失去了“自主”等几何公理的“本源”。[79]
第四种是“君主威权无限”，即清朝现行的政治体制，康斥之为“大背几何公理”。以上四种体制，根据梁启超后来在《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揭示的“大同三世说”的分类：第一种应属“太平世”（无君）的“大同”高阶段——无总统之世；第二种应属“太平世”（无君）的“大同”低阶段——有总统之世；第三种应属“升平世”（一君）的“小康”高阶段——君民共主之世；第四种应属“升平世”（一君）的“小康”低阶段——君主之世。[80]该书《治事门·官制》又称：
实理：官者，民所共立者也，皆所谓君也。
公法：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按：此更当以其功效列表求之。
比例：官制之疏陋者，用人则以为君者一己之私见，选拔其人而用之。[81]
康说明了官即是“君”，其最佳的产生方式是“公举”；并指责“君者一己之私见，选拔其人”，即清朝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疏陋”。
从上引三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康有为此期的政治思想与西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极其相似。他从人的“自主”（自由）、“平等”出发，推导出“君”（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而官员的选拔应通过“公举”，也提出“互相逆制”（制约）的方式来立法。然而，我在这里特别关心的是，康此类思想的来源，这种与西方民主制度十分相似的政治思想，当时有没有西学的来源？
康有为在《我史》中宣称：光绪五年（1879）游香港，“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八年进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光绪九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这些都是康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的说法，或许不太准确，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万国公报》于光绪九年停刊，至1889年复刊成为广学会的刊物时，才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82]梁启超后来称此期的西学、新学：
……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83]
由此可见，不懂任何一种外国语的康有为，“收西学之书”“大购西书”“大攻西学书”，只是或只能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译之书以及《万国公报》之类的报刊，其中一部分是科学书籍，即伟烈亚力等人的著述。直至光绪二十年，康在广西讲学，谈到西学书目，西史西政之书仍是很少。[84]正是在这种“学问饥荒”中，“冥思枯索”的康有为，以他富有穿透力的想象和思索，才有可能将几何公理与民主政治捆绑在一起。[85]这是康的误读，也是康的创造。康不是从西方政治学说中得出以上的结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理公法全书》中对“夫妇”“父子”“师生”“长幼”“朋友”之类儒家的“五伦八德”的观念，全面颠覆，完全否定，毁家庭、毁孝道，主张师生平等、长幼平等、朋友平等……这与康后来的“大同”思想也是相符合的。[86]
梁启超似应读过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公理书”）。光绪二十三年，他在《时务报》第41册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中提到“公理”“几何之学者”。[87]梁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制定《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三曰公理学（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向未有此学，其详别见）。”[88]此处的“圣经”，为包括《春秋》《孟子》在内的儒学经典；此处的“算理”，自然包含几何；梁还提到了“公法、格物诸学”。由此推断，梁所称的“公理学”很可能与《实理公法全书》有相同或相通之处。梁又拟时务学堂《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从第二个月的“溥通学”（普通学）“专精之书”即为《春秋公羊传》《公理学》，并注明“其书按次印入学校报中。学者治《春秋》，即谙诸例，即当求公理，以互相印证”，要求将《公羊传》与《公理学》互相印证来学习。从第三个月到第十二月，专精书目多变，但《公理学》却始终不变，是连续十一个月的专精书！[89]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公理学》今尚未见存本。[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