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说
《孔子改制考》是《新学伪经考》的姊妹篇。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已提及该书的思想，在万木草堂和广西的讲学中都陈述其基本内容，在其《我史》中亦数次言及，相关的思想也由其弟子传播出去。[116]然因《新学伪经考》被“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刊刻较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即百日维新之前，该书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117]
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文字来介绍《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大体为：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圣人之“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儒教礼制义理，皆孔子所制”，儒家的经典中不仅《春秋》为孔子所创，《诗》、《书》、《礼》（《仪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对此，康称言：“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18]儒家学说在孔子的创造和倡导下，由其弟子传播，先行于鲁国，盛行于战国、秦、汉，到了汉武帝时，成为政治思想上至尊的一统，孔子创造的政教礼仪制度得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托古改制”成功了。[119]相关的思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其弟子演讲时，说得更为直白。据康的门徒黎砚诒记录的《万木草堂口说》，康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五千年，产生于大洪水之后，是一个从蛮荒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三代之圣迹。[120]以尧、舜为例，康称言：
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宋、元、明土司传土司，至大者为都大鬼子，即古诸侯。
尧、舜皆孔子创议。
中国开于夏禹，《书》二十八篇惟《尧典》一篇言尧、舜，余只称夏、殷、周，亦不知有尧、舜，可知尧、舜乃孔子追王耳。
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
孔子改制皆托三代，故曰述而不作。
根据以上的说法，孔子通过创作《尧典》等文献，创造出了尧、舜的事迹，通过“禅让”的形式，表达了“孔子托尧、舜用其中于民，隐言改制”的思想。[121]“尧、舜”在康的“大同三世说”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民主。（后将详述）
《孔子改制考》刊出时，已临“百日维新”很近了，康有为因御史高燮曾的保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由总理衙门大臣查看，并可经过总理衙门代奏其上书；又因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举，于四月二十八日由光绪帝召见，并可经过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代奏其上书。康已进入了政治的中心，成为变法的主导人物。这部被梁启超称为“火山大喷火”的著作，刚刚出版即引出了强烈的反弹。然康声势正炽，圣眷正隆，致使官员们投鼠忌器，不便于公开反对。光绪帝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称康“居心叵测”。[122]湖南巡抚陈宝箴婉言上奏，请旨命康“自行销毁”。光绪帝将之交其另一师傅孙家鼐复议，孙亦指出“康有为之为人、学术不端”，然光绪帝仍未作任何表示。[123]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只能是哀叹而已。[124]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1898年6月22日），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进呈其《孔子改制考》删节本，共九卷（全书二十一卷），其序言的内容与原刊本有着不小的差别。[125]
有论者谓，康有为创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变法维新创建理论基础。此说似不恰当。从康的历史来看，他能在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纯属历史的偶然。他在写作和刊刻《新学伪经考》时，仅是一名荫生，写作与刊刻《孔子改制考》时，虽先后中举人和进士，仍只是工部的候补主事，离政治中心甚远。他不可能事先预见后来的际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的学理，也不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126]他写作这两部书，有“创制立教”之意。在万木草堂，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
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言者，口说也；意者，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127]
康有为多次说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记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义，其义理由孔子当年的口说而由弟子相传，《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许多义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相关注解。至于《易》，全是义理。此即“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即是康本人。这种不见于经、传，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体会，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也就是说，康可以将其思想附在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对其门徒说：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128]
此处的“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时”乃是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康有为经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颇有自许之意。[129]康还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称：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览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130]
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余联沅弹劾《新学伪经考》时称：“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131]冯自由作《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又称：
康有为原名祖诒，号长素，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其自号长素，即取凌驾素王之义。其门人陈千秋号超回，梁启超号轶赐，麦孟华号驾孟，曹泰号越伋，韩文举号乘参，均取此义。时人以康立论怪僻，自称圣人，咸以“颠康”呼之。[132]
如果说余联沅、冯自由的说法只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我还可以提供以下的证据。其一是前文已经引用的康有为在《我史》手稿本光绪四年中的最初文字：“忽自以为孔子则（笑）欣（笑自）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他后来改为：“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自以为孔子”是康的亲笔，时在光绪二十四年底流亡日本期间。其二是光绪二十三年章太炎被邀到上海《时务报》任撰述，因对康有为及其学说不恭而被康门弟子所殴。章事后写信给他的老师谭献：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133]
“符命”的说法，章自然是得自于康的门人，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二三月间。章后来亦谈起此事，称康有“设教”的思想。[134]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自然还不是“康学”的最终经典，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萌生已久、且有初步表述的“大同三世说”。（后将详述）康主持的万木草堂，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其弟子张伯桢称：“同学凡百余人。”[135]根据《孔子改制考》，从春秋到汉武，从孔子创制立教到改制成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并规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礼仪。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自然不会注重于当下，而会放眼于未来。由此，若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来推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经常与“两考”无涉。
还需说明的是，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新学伪经”与“托古改制”的说法是一致的：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指出古文经是刘歆的伪造，服务于王莽的新朝，并予以严厉的指责；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又指出今文经是孔子的伪造，以实现其“改制”的目的。如此这般，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孔子改制考》虽用最高等级的语言来赞美孔子，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却是对孔子最严厉的指责。张之洞对此称言：“自谓尊孔，适足诬圣。”[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