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著述的检视
前已叙明，康有为的个人著述大约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此至光绪十五年，可谓康早期著述阶段。现存的主要著作有《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可一一检视之。[9]
《教学通义》《民功篇》两书，没有涉及西学的内容。[10]
《康子内外篇》现存本不分内外，没有可以被今人认作“西学”的内容。前引康《我史》称该书“兼涉西学”，若是如此，“西学”将是无比宽泛的概念，引人注目的内容有康的“地顶说”，并言及亚洲、欧洲、地中海区域甚至中南美洲的地理。[11]
《实理公法全书》被视为“西学”精神光芒放射的著作。该书讨论并“制定”了多重关系的“公法”与“比例”，分为“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康有为在“君臣门”“治事门”中制定的“公法”，尤其让人振奋，规定了“议院”“民主”（民选的统治者，即“总统”之意，与君主相对立）和官员“公举”。然而，究其“实理”，并非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而是出自于“几何公理”：
凡一门制度，必取其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道者为公法，其余则皆作比例，然亦分别比例之次第焉。
有虚实之实。如出自几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
有几何公理之公。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是也，所谓一定之法也。从几何公理所推出一定之法，乃公法之一端，盖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甚少，不足于用，此所以不能无人立之法。有时转推人立之法为公法，而抑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为比例，此则或因救时起见，总期有益人道也。
由此，康有为将“几何公理”作为“实理”，凡出自“几何公理”者，作为“公法”，是最高层级，称为“最精”；他又将不合乎“几何公理”而出自“人立之法”者，作为“比例”，称之“无益人道”，甚至称为“灭绝人道”。康由此再作证明：
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
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按：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
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按：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
比例：君主威权无限。按：此更大背几何公理。[12]
“议院”“民主”（即总统）和官员“公举”，一般被视为西方政治、经济诸学说的范畴；然康有为却从“几何公理”中推导而出，恰恰说明康对西方近代政治、经济诸学说的无知。康将民主政治与“几何公理”捆绑在一起，是他的误读，也是他的创造。这也是我要界定“西学”概念的主要原因。而“公法”一词，又是康对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美国传教士）所译《万国公法》之误读（后将述及）。从早期思想史的历程来看，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学，数学一直是研习的主要内容；而17世纪西方思想家中亦有多人思考数学、几何学与人类社会法则和思想体系的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法国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而师事康有为的谭嗣同，正热衷于“以太说”；梁启超不仅吸收了康有为“几何公理”与“公法”的概念，并有所创造发挥（后将详述），还有独特的“热力说”。
康有为这一时期（光绪十一年至十五年，早期）的其他著述中，西学资料也是比较少的。他在《论时务》中提到在省和县设置议院，但其思想资料却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经典。他在致曾纪泽信中，询问英国政治制度，提出了30个问题，并称：“生平所念西书，无言及此者。”[13]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提到了英国的议会与德国的学校，但在认识上仍有着许多隔膜之处。[14]他又留有各种笔记46篇，大约写于此时或更后的时间，看不出他对西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地方仍以中学知识来解释西学观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