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当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其“古议院”的思想时，收到严复来信，对其进行了批评。严复原信虽未见，但从梁启超的回信中，可知其大体内容。回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四月间，梁称言：
……《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
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
梁根据严的批评，对其“古议院”的思想进行了检讨；然也在此信中，梁反驳了严复的西方有议会传统的看法：
然又有疑者，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为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
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按照“据乱”“太平”“升平”三世相替的逻辑而进行的。“据乱世”的特征是“多君”；而“多君世”又分为两种：封建或世卿。“以启超所闻，希腊、罗马昔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属于世卿的“多君制”，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去民主尚隔两层”，即还须经过“升平世”（“一君世”），方可达到“太平世”（民主）。最需注意的是，梁启超反驳严复的论据，不是西方历史的本身，也不是西方政治学对其历史的分析，而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理论。以理论来否定事实，是真理在胸的表现。梁还宣称，三世之进替，实为不可逆，中国与西方在“民权”上只会有时间先后的差异而不会有性质的差异：
……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
梁的这段话，说的仍是“大同三世说”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中国与泰西“只有先后，并无低昂”。在这封信中，梁启超也明确说到民主制度此时在中国尚不可行：“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11]
很可能因此事之激动，梁启超将回信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阐发，撰文《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1册上。[12]该文开头即直接、明确地阐述了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这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完整的表述。[13]梁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恶后，称从多君世转为一君世是孔子的贡献：
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
梁由此而论，“吾中国二千年免于多君之害，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赐也”；而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还未从多君世转入一君世，“以相争之不暇，自斫其元气”，梁又为之叹息：“惜乎诸国用《春秋》之义太晚，百年前之糜烂，良可哀也。”梁在该文中还正面叙述了他与严复对西方民主传统观念的差别，委婉地承认其在《古议院考》中的错误：
周厉无道，见流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实上议院之制也，不得谓之民政。若谓此为民政也，则我朝天聪、崇德间，八贝勒并坐议政，亦宁可谓之民政也？……今谓当中土多君之世，而国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复退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明于几何之学者，必能辨之。
此处的“周厉流彘”，梁已不称“下议院”。此处的“上议院之制”，依旧是“世卿”式的“多君世”。此处的“中土多君之世”，指梁在《古议院考》中所引用的中国早期经典的时期，即“封建及世卿之世”，是不存在“民政”（民主）的。此处的“公理”“几何之学者”，可见于康有为的早期著作《实理公法全书》中的思维逻辑，又可见梁的论述依据。梁还在该文中承认自己不识西方文字，“未克读西籍”，西史知识“甚浅”，然“据虚理比例”（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便认定严复的“天演”“胚胎”论不能成立。梁指出，“三世”是各国必经之路，中西并无区别，并不以其是否有“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原注：此专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为“小康”（梁在该文中多次提及），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是“同归民政”。在该文的最后，梁启超谈到了世界的前途：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言，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之，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龁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14]
梁启超对美国、法国的总统制（民政世）是不满足的——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各私其国”“眈眈相视”——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无国家、无战争、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传》最后一句：“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此也”。梁暗暗自诩他们这个以康有为为导师的小群体是能真正解读《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后圣”。[15]“见群龙无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梁将之解释为“大同三世说”中最高阶段——民政世（太平）之无总统之世。[16]用“大同三世说”思想武装起来的梁启超，于此显示出极度的自信，以极富感染力的文辞，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17]
康有为此时虽大体完成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初步揭示其“大同三世说”，说明其最终目标是“大地大同太平之治”，但此时尚未刊刻。在此两书中，康对“大同三世说”的言说，是极为简略的。我曾加以检索，所有的文字加起来，也不过十数条。若不读康后来刊出的著述，若不熟悉其学理，人们很难窥其全豹，理解其真意。[18]正如康有为此时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所强调的那样——孔子的真实思想不在其文，而在于口传——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此时也不在其文，而在于万木草堂的口传之中，尤其是对得意弟子的口传之中。对此，梁启超后来说道：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
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19]
由此可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诸文是梁“锐意欲宣传其（大同三世说）一部分”，是康有为“弗善”“亦不能禁”的，也是梁“时时发‘民权论’”的表现。
尽管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检讨了《古议院考》的错误，尽管梁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但他并没有放弃《古议院考》中的基本逻辑与观点，依旧将之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对严复所做的检讨，或可以理解为朋友间放弃争辩而做的退让姿态。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书籍或代拟奏折，表达其政见，仍在使用《古议院考》中的基本观点和思想资料。我这里可以提供以下四项证据：
一、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1898年2月28日），御史宋伯鲁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拟议政处折》，称言：
……《书》曰：“询谋佥同。”又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不虚衷则理不显，不博采则事不明也。泰西上、下议院，深得此意，其所以强耳……今拟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20]
此中的思想资料与逻辑，与《古议院考》是相同的。
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其进呈《变法通议》。梁除将已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篇章外，另将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等11篇政论文，打乱重编，共计七卷七册，抄录进呈。由此可见，《古议院考》一文此时在他心中的地位。还需注意的是，梁并未将《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说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三篇政论文进呈光绪帝。[21]
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奉光绪帝之命，再次进呈《日本变政考》。康在书中作按语，称言：
臣有为谨案：昔先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传》言文王与国人交；《洪范》云谋及庶人；虞廷之明目达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会大众。凡此皆民选议院之开端也。三代以下，其君日尊，其民日卑，上下不交，于《易》为否……
《书》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上下局议事之义也，然既知有立法、行政二义矣。
相同的文句，按语中还有一些。[22]康、梁的思想再次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四、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898年8月19日），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上奏由康有为、梁启超代拟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称言：
奴才窃思欲除壅蔽，莫如仿照泰西设立议院。考议院之义，古人虽无其制，而实有其意。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子产弗禁。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员之职，有谏大夫，有博士，有议郎。由是征之，泰西风气近古，其议院之设，绰有古风也……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23]
阔普通武的奏折，虽由康、梁起草，上奏时亦有其本人的修改；但其前半部分的论述方式与证据与《古议院考》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康有为的弟子黎祖健、陈继俨在《知新报》上发表的政论文，也继续引证中国经典而说明议会。[24]
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帝陈述“泰西议院，古有其意，有其制”的思想，非是其为宣传目的而“曲史”，恰是康有为此时建构“大同三世说”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