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内外篇》中的说法：“地势说”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有两部关于其讲学内容的著作《长兴学记》与《桂学答问》，内中没有“洪水说”“地顶说”；康在戊戌政变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内中也没有相关的内容；由此再扩大到康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曾简单地提到过“洪水”，没有与“洪水说”“地顶说”相关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可见，康生前还不想公开这些学说，或者反过来说，他想隐匿这些学说。
康有为去世后，其未刊著作陆续被发现，与“地顶说”相关的内容也开始出现，见载于《康子内外篇·地势篇》。
《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我以为，还难以确定。
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写信给沈曾植称：“如吾子□中通理，广大精微，仆岂可复隐？所著《内外篇》，说天人之故，行且次之呈览。”[12]光绪十六年，康有为又将《阖辟篇》送给主持广雅书院的朱一新。[13]光绪二十四年底，康有为在日本东京写《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光绪十三年之下记：
……作《内外篇》，兼涉西学，以经与诸子，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国始于夏禹之理，诸侯犹今土司，帝霸乘权，皆有天下。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之故……
据《我史》手稿本，这段话的内容虽稍有改动，但主要部分是康当时所写的。[14]康又在光绪十二年之下记：
是岁作《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
从手稿本来看，这段话为康的添加，添在页眉上。[15]康何时所添加，则不清楚。1899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在《支那哲学》栏发表了康的《阖辟篇》《未济篇》《理学篇》《爱恶篇》《性学篇》《不忍篇》《知言篇》《湿热篇》《觉识篇》，共计九篇，仅在《阖辟篇》之首加了一行小字“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即光绪三年之前的作品，没有说明此九篇属《康子内外篇》。[16]（此可称“《清议报》本”）康有为去世后，相当多的文稿由其次女康同璧保管。1947年，芮沃寿（Arthur F．Wright）在康同璧家中将这些文稿拍成四个胶卷。[17]其中有《康子内外篇》的抄本，封面写明“康子内外篇抄本，拾伍篇全”；除了《清议报》已刊出的九篇外，该抄本另有《人我篇》《仁智篇》《势祖篇》《地势篇》《理气篇》《肇域篇》六篇。（此可称“康同璧家藏本”）该胶卷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后又复制多份，分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
1975年，李三宝发表论文《〈康子内外篇〉初步分析——康南海现存最早作品》，点校该胶卷中的《康子内外篇》共十五篇，即“康同璧家藏本”。[18]1978年，蒋贵麟出版《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亦是点校胶卷中的《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并与“《清议报》本”的九篇互校。[19]1980年，北京新创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康有为遗著：内外篇》。[20]此后，《康子内外篇》有多个版本，点校亦有不同，追其原本都是“《清议报》本”和“康同璧家藏本”。[21]所有这些版本的点校者皆据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康子内外篇》作于光绪十二三年（1886—1887）。
然而，所有《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点校者（以及引用者）应当注意而注意甚少者是，数量达十五篇之多的《康子内外篇》真正完稿时间：一、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给沈曾植信中称《内外篇》的内容为“说天人之故”。以当时人的思维概念而言，“天”指“天命”“天道”，有神明的意思，也有可能指“自然”（即今天的概念），“人”的指向是清楚的，指人的知觉、情感、理念和事功，包括“圣人”与“俗人”。“说天人之故”，即两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原由。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虽说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最主要的命题，如第一篇《阖辟篇》就不怎么言“天”而多言君权之运作。即康有可能在光绪十五年所言之后又增加了许多内容。二、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在《我史》中说“推明太古洪水之事”，“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政教艺乐之事”。而现存《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没有“推明太古洪水之事”，也不分“内篇”“外篇”，与康在《我史》中所述不符。而“太古洪水”又牵涉“洪水说”，我在后面还会再叙述。三、光绪十六年（1890）康送《阖辟篇》给朱一新时，没有说明此为《内外篇》中的一篇。由此，我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康子内外篇》，包括“《清议报》本”和“康同璧家藏本”，康都有可能进行修改或重写。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1898年9月20日），即戊戌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经天津搭船去上海。行前和途中，康对政变的消息是不知情的。八月初九日（9月2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派人在吴淞口接走了康，送至香港。据英方记载，康随身的行李并不多。戊戌政变后，康在北京和广州的家都被抄过。也就是说，康若有手稿随身，应是他于九月初五日（10月19日）从香港到日本东京时所带，随行者有梁铁君、康同照、何树龄、叶湘南和两名仆人（他们有可能从广州康家中取走手稿）。但这些人（如叶湘南）都没有说明，曾在康家中取走过手稿；已在东京的梁启超也没有说明，康到达时有大量手稿随身。正因为如此，现存戊戌政变前康有为手稿资料数量极少，我对之是极其谨慎的。也因为如此，戊戌时期康、梁（尤其是梁）所宣称的康许多早期著作今天无法找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康有为手稿，大多是戊戌之后的，尤其是光绪二十六至二十九年（1900—1903）康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期间所写的。
康有为指责刘歆造假，称赞孔子“改制”（亦是造假），而他自己的记录也不佳——《戊戌奏稿》作伪、《大同书》写作时间提前、《我史》制造前半部被抄后再获的谎言且准备修改。[22]《清议报》上“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之语，当属出自或经过康有为之手，梁启超必不会自行添加。康将《阖辟篇》等九篇稿本交给梁启超的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康乘船离开日本赴北美之前。然《阖辟篇》等九篇是康随身带来日本的“旧稿”吗？此时离“二十岁前”已经过了二十二年，若如果按《我史》的说法写于光绪十二三年的话，也已经过了十二年！
以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来看，康称“二十岁前旧稿”，未必完全说谎，很可能康在二十岁前已经有了最初的想法或作品，以后不断地修改。这也是大多数思想家的写作方式。康个人独特的性格是将其创制各种思想或学说的时间尽量提前，以说明他的领悟能力，以证明他的天才气质。这是有心“创制立教”的“新圣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与气质。从《阖辟篇》等九篇的内容来看，从康有为所能获取知识的时间段来看，不太可能是二十岁前（即光绪三年，1877年前）的作品原样。光绪二十五年，《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时，有着两个可能性：一是康随身带有二十二年前或十二年前的“旧稿”，发表前有所修改；二是康随身未带“旧稿”，根据其记忆而重写。无论是修改或重写，说的都是康在光绪二十五年的思想。
既然我们可以推断康《阖辟篇》等九篇发表时有所修改，那么，剩下的六篇是否为光绪三年前即“二十岁前”或《我史》所称光绪十二三年（1886—1887）的原样？我以为，也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依据是：除了北京“康同璧家藏本”外，另有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存有“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计五篇，亦未注明属《康子内外篇》；且“康同璧家藏本”属他人的抄本，而“康同凝家藏本”则是康有为的亲笔手稿。[23]两个版本之间有异文。我以《地势篇》来说明。
《地势篇》未刊于《清议报》，其中谈到了“昆仑”，谈到了“北龙”“中龙”和“西龙”（阿姆河），谈到了“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些正是“地顶说”的内容。故详细开列该篇康有为亲笔之件，即“康同凝家藏本”，并试作解读：
中国之学，义学也，私学也。自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尊中国而称夷狄，皆是也。诸圣人所传如此。虽然，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为之也。
此段所言为“圣人”与“天”的关系。康有为称之“中国”，与印度、伊斯兰教、欧洲相对（后将说明）；称之“义”，与“仁”相对；称之“私”，与“公”相对；称之“圣人”，与“天”相对。而“尊”“卑”等义项，与“平等”相对（后将说明）。
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太行，东走医巫闾，内绕而为泰山；南自岷山、川、黔、闽、粤，而环抱于江、浙。前则高丽、日本横为案焉；后则藏地、重岭作护。雅鲁藏布江分印度、中国之界。龙沙江、槟榔江汇为潞江为一重，澜沧为第二重，鸦、金沙为第三重，皆万数千里，横亘南北，独流无支，在川、藏千里内横水横岭重重护之。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欲稍舒张而无地矣。太行以界大塞，五岭以界闽、粤，其山水之向已有不同，故久而后得之。若滇南、交趾，则沦于边夷为多，由其地间于藏江及潞江、澜沧江之间，非尽源于中国，故其君属于中国、印度之间，其师在儒、佛之际。
此段所言为“天”作“地势”，由昆仑发端向东发展的一路，即中国文明。山岭与河流的走向，决定其发展路线、地域及其规模限制。康有为的这段话，与《万木草堂口说》中的内容极其相似：“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黄河，流入中国”；“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四川亦近昆仑（地顶）”；“中国向东”；“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山西为中国地顶，面向黄河，左氏所谓‘表里山河’”。尤其是“中国向东”一句，若未看到康的上引言论，还真不解其意。康没有直接说“黄河”，而是统称“江、河”，指长江与黄河及其上游支流。康又特别指出了雅鲁藏布江（指中下游的一段，即印度所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分开了中国与印度；潞江（即今怒江，下游为萨尔温江）、澜沧江（下游为湄公河）、鸦即雅砻江、金沙江因横断山脉而形成南北流向（著名的“三江并流”即在此地）；太行山所分开的大塞（要塞，指塞北地区）、五岭所分开的闽、粤，因地势的走向而较晚才归属于中国。“滇南”（似指云南之南部及今印度西北部、缅甸、老挝等广大区域）、“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因处在藏江（即雅鲁藏布江）、潞江（怒江）、澜沧江之三江地区（康主要指三江中下游地区），政治属于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上属于佛教与儒学之间。康的这段话，即以“天”造成的“地势”最终决定中国文明命运，自然是荒诞的，“地势”不是由“天”造成的；但从地理形势来谈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与限制，颇有新意，尽管对照中外历史是不精准的。至于最后一点，即康对云南之南、越南北部（东南亚北部地区）的政治与文明的归属，从地理形势到政治历史皆有误，由此可知，康对这些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知识也是不准确的。
朝鲜则山脉同出而水不同，故隶属之也，而不能同为内地。若日本、暹罗及南洋诸岛，则不过禀气于昆仑，绝非中国山川之支属，但以中国为东地之宗子，故来相朝宗、时奉其教而已。大漠以外山川皆为北龙，故中国亦不能服之，不宜为雄长焉。故曰：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也。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数千年未闻有如佛之高僧、耶稣之神父、牧师传教于异域者，盖地势使然。人民感其气而生，无以易之也。惟日本、高丽用我孔子之教者，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既后矣，气既薄矣，不能复生圣人，而江、河二川长驱东驶，有飞渡之势，水流所趋，染荡自致。此日本所以用中学也。
此段所言为由“天”造成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文明外传的范围与限制。朝鲜、日本、暹罗（今泰国）和南洋诸岛（康有为可能指苏禄、爪哇等处），因地势而只能成为藩属国，成为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北龙”，这应是《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之意，康在此处变成了中国文明不可跨越到“大漠以外”的因素。康于此还得出新的结论：“天”造成的“地势”使得“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康后面还会继续证明此说）。
若印度则为昆仑中龙，故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川原平衍八千里，故其教多仁而平等也。中国地域有截，故古今常一统，少分而旋合焉。印度、泰西山水极散，气不团聚，故古今常为列国。即偶成一统，未几而散为列国焉。其师之教亦祖佛之说，而以平等为教，亦其地气为之也。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散者、辟者、仁者，皆荡而出外之意。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氏、耶稣、泰西而能肆行于地球也。皆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昔尝思西藏、印度与我疆域逾隔不远，而佛法能东来，而儒教不能西行者，何哉？盖印度之为国向南，襟带南海，海水东流，故能至中国也。中国之山川皆奔趋向东，无一向西者，故儒教大行于日本，而无一字飞出于印度，盖亦山川为之也。
康有为此处的“昆仑中龙”，当为其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康称印度“能自出圣人，造为文字政教”，但不再说明位于“地顶”的“昆仑”是其文明的来源，不再说明作为“中龙”的“印度河”是文明的传播路线，而是宣称印度的地势造成其教“多仁而平等”。康称之为“仁”，与其开篇中的“义学”相对，称之为“平等”，与开篇中的“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相对。平散广漫的地势，造成印度（亦包括欧洲）多国并存，难以一统。康再次说明中华文明（“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外传的原因，是超越了“圣人”的“所能”，是“地气”所为，是“天”决定的；而佛教能外传，在于印度地势向南，面对海洋，由印度洋东流而至中国。然康所说海洋传教，与小乘佛教的传播路线相近，与大乘佛教的主要传播路线似有不同。
马哈墨（河）［何］以能立教也？盖昆仑西龙阿母河水西流，山川随之，为一大都会焉。此所以自有君、师，能成一局也。
至此，康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昆仑有四大金龙池”全部出现了，但他没有提到波斯或小亚细亚的早期文明，也不再说明“马哈墨”（穆罕默德）之教从婆罗门教“转手”，而是径称源自“昆仑西龙”的“阿（母）［姆］河水西流”直接创造了伊斯兰教文明。
欧洲山川之散极矣，地中海备四方之向，其山亦然，此所以伊古以来诸国并立也。亚非利阿在其南，印度海西流阻于是焉，此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也。地中海之水怒而欲出红海，近者里息勃斯开苏夷士河，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必矣。亚墨利加洲山川面向于东，有朝宗欧洲之意，此欧洲之教政所以操柄风行于美洲也。若是者，亦非人为之也，天也。[24]
康有为最后描写了欧洲的地理形势，指出“泰西之学所由出于印度”，这与《万木草堂口说》是一致的。他又提出了两个新说：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泰西之政教大行于亚洲”；二、美洲的山河向东，位于其西的欧洲政教由此“操柄风行于美洲”。前者与“地势说”似有矛盾，地势是由“天”造成，圣人亦不可为；而人为的苏伊士运河却可以改变地势，使得西方文明传到亚洲来。后者的描绘并不准确，南北美洲虽是西高东低，但其主要河流走向并非全是由西向东，且此类言论不见于《万木草堂口说》《万木草堂讲义纲要》等记载之中。康在万木草堂讲到美洲时，多为奇异之事。
还需说明的是，康有为在《地势篇》中虽然说了“江河东流”“北龙”“中龙”“西龙”，但毕竟没有再提“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他可能意识到《长阿含经》中“阿耨达池”“牛口”“师子口”“马口”“象口”，不可以当作可靠的地理知识，作为推论的大前提。
仔细解读《地势篇》，我的感觉是，此篇决不可能完成于“二十岁前”即光绪三年，也不可能完成于光绪十二三年；应该是完成于光绪二十五年之后，即康有为在《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之后，即康离开日本前往北美之后。从“康学”的学理来看，“地势说”明显是由“地顶说”发展演变而来，“地顶说”的前提又是“洪水说”。至少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康并没有放弃“地顶说”和“洪水说”。其一是光绪二十二年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这是一个时间的坐标。黎当年录下大量“洪水说”“地顶说”的言说，却丝毫不见“地势说”的痕迹。如果康于光绪二十二年已经形成了“地势说”，又为何在万木草堂不说？如果康说过，以黎之手勤笔健，必会留有记录。其二是光绪二十四年底康有为在日本所写的《我史》，内称“光绪十三年……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国始于夏禹之理，诸侯犹今土司……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之故”，这与康在万木草堂所言“洪水说”“地顶说”极其相似；而“折木”又似为黎祖健所录的“郁珠”“槃木”“蟠木”，很可能是“阴沉木”（乌木）。这又是一个时间的坐标。就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而言，康何年所言，应视作该年的思想；即康于光绪二十四年言光绪十三年之事，应视作光绪二十四年的思想。《地势篇》中没有“洪水说”，整个《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皆没有“洪水说”，说明“洪水说”已被康放弃；而《我史》中又没有“地势说”，说明此期“地势说”尚未成型。两者互校，只能说明“地势说”产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之后。
由梁启超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又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康有为弟子韩文举任教习。湖南时务学堂学生陈其殷提问：
洪水之患，地球皆同。若为金星所吸，则地球不能同时被难。若流质未定，则夏巢冬窟乃逃却也。况地球成质不知几万万年，岂四千年前水尚未干耶？抑地球洪水之患在禹以前耶？
教习韩文举答曰：
洪水之患一定在禹以前。洪水平后，人类乃生。论地球之始，是热气一道，运动不已。热气稍减，则凝为地薄皮一层。其后热气喷动，热度又减，其气化为水，观夫水之遇热则化为气，热减则复凝为水，可知其理矣。若论金星过界，乃西人考出，地球同时被其吸力所吸，则地球同时被劫，可知也。安能必其吸某处不吸某处耶？[25]
康有为弟子在湖南时务学堂传播康的思想，继续讲授“洪水说”，强调了夏禹，强调了洪水之后方有人类。而与地层加厚、水气互换相类似的说法，康在万木草堂亦有讲授。[26]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问：
……A字泰西元音耶？何二十六字母中带A独多？抑闻习西文须习拉丁文，始能译西书，其说何也？
总教习梁启超答曰：
……a字乃天地之元音，此语极通。a e i o u五字为二十六字母之元音。a又为元音之元音。泰西字母导源于拉丁，拉丁导源于希腊、叙利亚，希腊、叙利亚又导源于印度，故梵文为各国字母之所溢出。叙、希、拉之后，变为今英、法、德、俄之方言，此其一派也。又由梵文变为唐古忒文，又变为蒙古文、满洲文，此又一变也。近日本僧空海所造之和文，亦本梵文，又一派也。大凡各种文，其发端第一字母，皆同此音，或读如“阿”，或读如“呀”，或读如“伊”。要之，为元音之起点同也。其理甚长，《皇朝通志·七音略》亦可略见其源流也。[27]
这是明显的西方文明来源于印度说。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称：“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自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又称：“歌麻为天地元音，人始生落地即曰呀，泰西声音多用歌麻韵。”这两句话的意思不太清楚，通过梁启超的此番解读，方可明白，康有为将各类表音文字归为一个来源，即从印度发生，经过中东（波斯、叙利亚）传到欧洲。梁启超再继续说明，不仅欧洲表音文字来源于印度，蒙古文、满文及日本的假名体系之类的表音文字也都来源于印度。各类文字以a作为最主要的元音，又说明属于同类同源。这种文字即文明的传播方式，与“地顶说”相关联。而我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没有发现任何“地势说”的痕迹。
以上所录《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与“康同璧家藏本”相校，文字仅小异，不影响基本意思；而最大的差别是，《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此后还有两段文字：
墨西哥当有文字、政教之时，不知当中国何世？想必在五千年前羲、农以上世矣。何以见之？以地球论之，今日昆仑是为地顶，亚、欧二洲占地独多。当墨西哥、秘鲁盛时，其洲地必广大。迨地运过矣，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然则昆仑之盛，亚墨之消也。故谓墨西哥、秘鲁政教必先于印度也。
地球人民之盛，视其绕日之远近。当其始，与日甚近，则热太甚，人不能当之，惟有大草大木盛焉。西人谂石质层，谓地下之煤为大木所化是也。绕日渐远，大禽大兽出焉，西伯利部有巨兽骨是也。若夫人类之生，亦视地球之向日。昔者，蒙古以至西伯利部当赤道温带，时政教、文物必尝一盛。易一亦云金、水星近日，当有草木鸟兽，不当有人类。火星行亦远矣，人物亦当衰。此说似也，然乌知彼星人类不多含热质或冷质，又能生乎？若海王星者，离日甚远，望日若第六七恒星，其光甚微，其热甚少，或难生人类矣。若干冷至极，不止无人类，殆草木禽兽俱无，其仅有苔乎？[28]
这两段话，包含的意思甚多。前一段文字称墨西哥、秘鲁的文明早于印度，相当于五千年前中国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即早于夏禹的“洪水”时代（康前称为四千年）。昆仑只是今日之“地顶”，最早的“地顶”很可能在中、南美洲一带，随着“地运”的变化而消失，当时墨西哥、秘鲁所在大洲的主要部分已经陷于海底，成了太平洋，昆仑由此突起成了新的地顶。后一段文字称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和夹角前后有变化，即最初地球离太阳较近，温度太高，以后逐渐变远；最初的赤道在蒙古到西伯利亚一线，以后向南移动。太阳系各星球与太阳的距离不同而温度不同，其生命是否存在及存在形式也因之不同。金星、水星离太阳太近，火星太远，可能有人类，但这些人类可能“多含热质或冷质”，否则无法生存；海王星离太阳太远了，不仅没有人类，可能只有“苔”。康有为此处又有了新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运”两字。
由此对照“康同璧家藏本”，前引这两段话在《肇域篇》之末尾，即《康子内外篇》最后一篇的最后两段。而在这两段话前，《肇域篇》还有相应的内容，录之于下：
……以地球论之，政教文物之盛，殆莫先于印度矣。印度枕昆仑，中引一脉，敷散平原，周阔万里。欧洲及亚非利加为左翼，中国及南洋诸岛为右翼。印度居中，于昆仑为最近，得地气为最先，宜其先盛也。至于佛，盖其末法矣。中国在昆仑山为东龙，先聚气于中原，自汉以后，然后跨江以至闽、粤，跨海以至日本。盖地球之运固如是也。波斯、犹太于昆仑为西龙，故其文物次于中国。欧洲最远，故最迟，至罗马而乃盛也。印度政教最先，无疑也。
就西人所引，文学政教多得于印度者。以算法言，得于印度，然则其以借根为东来法。所谓东，即印度也。印度有塔，经文多称廔阁。西人之室，多为楼塔，然则楼塔出自印度也。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所谓我家闻根教，清净在音闻，则文字出自印度也。西人礼拜，牧师、神父以不娶行教，称师历而不称君历，出自佛教也。盖佛教不娶，人无妻子，则无所累，然后轻万里，重九译，□以行其教。故其教丕冒，最远几于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行矣。达摩挟衣钵而东来，利玛窦挟图器而西至，隋通日本，唐使新罗，咸赖僧人以通国事，其效固然矣。
以教政文物为莫先于印度，未敢知也。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盖已经一劫矣。科仑布未至之先，已成狂榛世界，然则又先于印度矣。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当时文物必经累圣制作而成。岂知昔所号称君相者、圣人者、礼乐政乐者、文字者，一举并灭，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哀哉！然则灭国为小，灭教为大；灭教为小，灭民类为尤大。然则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印度中弱于汉，罗马中弱于唐。民皆自智而遇，近虽日智，又可恃耶？阳极则阴生，至哉《易》理！周流六虚，莫出范围矣。[29]
我没有看到《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之原件，不知其最后两段是同纸连前文所写，还是另纸所写。若是同纸连前文所写，则《肇域篇》是由《地势篇》最后两段发展出来的新篇；若是另纸所写，则还有一个可能，即中间有缺页，原本就是《肇域篇》之尾页。但不管结论为何，《肇域篇》的内容确实是接续《地势篇》的：一、再次谈到昆仑，但只讲了中龙、东龙、西龙，没有讲北龙；二、再次说明欧洲文明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数学、建筑、文字和宗教教规（禁欲）。其中“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一句，说的是表音文字，与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极其相似。三、提出在印度文明之前，中、南美洲已经出现了更早的文明，但该文明被中断了。从康有为对印度地理形势及文明发展的叙述来推断，《地势篇》及《肇域篇》两文可能完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康到达印度之后。从康言“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来判断，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来推断，两文又可能完成于光绪三十一年底或光绪三十三年康先后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后。[30]而到了这个时候，康已经接触到更多的文明，获得了更多知识，不得不放弃“洪水说”——美洲和印度皆没有洪水，且须注意到中、南美洲可能具有更早的文明，可能是更早的“地顶”。而对于该处文明的消失，康称“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讲的是地壳运动，即原来的美洲大陆下陷为太平洋，而昆仑由此突起。我还真难判断康从何时何处得此奇特的说法，但可以肯定，应该是康去了北美之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康提到了“地球之运”。
我之所以认定《康子内外篇》是完成于戊戌之后的作品，最主要的根据是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康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由此，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强调西方亦在采用“孔子之教”。康称言：
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皆西人议院之意。（原注：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
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31]
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国家政治学”按语中对西方强盛与《六经》经义的关系，说得更加彻底：
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故中国所以弱者，皆悖经义而致弱者也。吾中囯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所以可取者，参考其书，以著其治强之故，正以明吾经义之可行。[32]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分别在《时务报》和湖南时务学堂宣传“大同三世说”，特别强调该学说的全球适应性，也说明西方各国采用“孔子之教”。梁称言：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33]
梁启超特别指出，康有为“穷思极虑”“条理甚详”的“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西方所行者不过为“十之一二”；为了达到“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遍行于地球”，梁为湖南时务学堂制订《学约》，其第十条为“行教”：“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34]正是在梁的教导下，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作札记称：
在讲堂听梁先生谈学术宗旨，其大意以保教、保种为志，日后孔教必行于五大洲。窃谓开辟以来，中国尽心于教，泰西竭力于物。迄今中国教亦日明矣，泰西物亦日格矣。泰西格物之学必东行于亚洲，中国孔教亦必西传于泰西……
梁闻之大加表扬：“高掌远蹠，目光如炬。然必深明于教之宗旨，然后可以传也。诸生其勉之！”[35]由此可见，康、梁此期对“孔子之教”的绝对自信。[36]而康到达北美、印度之后，发现“孔子之教”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流传，且难以传播，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地势篇》称：“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又称：“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又称：“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即宣布“孔子之教”本身的地域限制，且是“地气”“天”之所为。《肇域篇》称：“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对中国文明能否长期存在，亦表示怀疑态度。这些说法与康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是不相吻合的。
还需注意的是，《知言篇》“《清议报》本”以“推之泰西文字，亦尚详赘，恐人不解”为结束[37]；然该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在此之后，又有一大段话：
盖仁之属也。中国文词素尚裁简，义之属也。盖泰西治教出于印度，其治尚仁，中国之治尚义，故也。凡人有仁慈忠爱悲悯之质者，其言必繁；有廉直劲毅之质者，其言必简，仁义之判也。若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墨子之文繁复，其人兼爱，故言而不能止也。老子之文高简，其人为我，故言而简短也。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38]
其中又提到了“泰西治教出于印度”。由此再查胶片即“康同璧家藏本”，其《知言篇》的结尾与“《清议报》本”相同，也没有以上的文字。造成如此异文的原因不详。或是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将《知言篇》交给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之后，又有了增改？若是如此，“康同璧家藏本”为何仍如“《清议报》本”，而不增加此段文字？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以为，康有为最初写作《康子内外篇》的时间，或是“二十岁前”（即光绪三年前）或是光绪十二三年，都是有可能的；但其篇章与内容决不会是现存的“《清议报》本”“康同凝家藏本”或“康同璧家藏本”的样子，而是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改；《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最终完成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二十五年康有为从日本到达北美之前，或光绪三十一年甚至光绪三十三年康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前，很可能会更晚。查“康同璧家藏本”，是抄在“株式会社大阪国文社”稿纸上的，编有页码。封面上“康子内外篇抄本”七字模仿康有为的字体，“拾伍篇全”四字又说明已是定本。《康子内外篇》是在什么时间成为定本的？这个本子是什么时间抄录的？我的感觉是比较晚的，很可能是康有为宣统三年（1911）春重返日本之后，甚至1913年底回到中国之后。尽管这只是感觉，我还无法找到证据。[39]
我的研究课题是戊戌变法，我的目标是查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而《康子内外篇》中的内容，尤其是《地势篇》《肇域篇》，即“地势说”等新说，已不尽是戊戌时期康的想法了，对此需加小心而区别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