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祖健
黎祖健，字砚贻、砚诒，广东番禺人。他最初是陈荣衮的学生，光绪二十年（1994）随陈荣衮同拜康有为为师。现存的《万木草堂口说》是他的录本，可见其在草堂学习用功之勤，对康的思想理解之深切。[32]《知新报》创刊时，他不在撰述之列，从《知新报》第25册起，开始撰文。[33]
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5篇政论文：《说任篇》《驳龚自珍〈论私〉》《弱为六极之一说》《说通篇》《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34]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为《驳龚自珍〈论私〉》和《说通篇》。
《驳龚自珍〈论私〉》刊于《知新报》第26、27册，所论以龚自珍《论私》一文为辩难对象，反对“独”，反对“私”，主张“同”，主张“公”。该文起首即明其宗旨为：
吾闻天下之义，莫善于同，莫不善于独，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孔子言大同，墨子言尚同。同也者，教主之宏旨也……《礼运》言天下为公，《白虎通》言通正为公，公也者，群善之总汇也。《韩非子》谓自营为私，许慎谓奸衺为私，私也者，万恶之起点也。同也，公也；独也，私也。其义一也。
龚自珍称“圣帝哲后，明诏大号”，“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黎祖健以“大同三世说”为批判的武器，称言：
天下之治分三等，春秋之义，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尚力之世也；升平世，小康也；太平世，大同也。乱世尚力，故英辟悍主，恃其兵力，夷人之国，覆人之宗，灭人之祀，戮人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弟、朋友，告之太庙，镌之金石，侈然犹自以为功。若曰：吾之有此天下，固将贻诸来叶，传之无穷，为子孙帝王万世之利也；是其夷人国，覆人宗，灭人祀，戮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弟、朋友，孰非“保我国家”“庇我子孙”一念之私，有以致之？此秦政、成吉思汗、亚力山大、拿破仑之流，孟子所（殊）［诛］其徽号，谓之残，谓之贼，谓之匹夫者也。即曰小康之世，“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亦无非为庇子孙，保国家之计。然孔子即断之曰：“谋（乱）［用］是作，兵由此起”；且仅目之为小康，而不足与言大同。若夫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则不必为己。”斯其为公天下者哉。
这些都是“大同三世说”的典型说法，以《礼运篇》和《孟子》为说辞，说明“三世”的发展之进程。龚自珍又称：燕王子哙让位于子之，汉哀帝欲让位于董贤，岂不是“天下之至公”？“此二子者，其视文、武、成、康、周公，岂不圣哉？”黎祖健再用“大同三世说”予以驳斥之：
让者，孔子之所重也。其许尧、舜以大同，谓其能让也；称泰伯文王为至德，谓其能让也；托隐公为《春秋》始受命王，谓其能让也。吾观孔子之尚让，有民主之意焉。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今试合天下公理家，列地球帝皇表为九等：则尧、舜、华盛顿之伦，必居第一等，何也，为其公天下也；秦政、朱元（章）［璋］、拿破仑之流，必居第九等，何也，为其私天下也。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墨子曰：“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庄子曰：“臣妾不足以相治，必递相为君臣。”《传》曰：“天生民而牧之君。”又曰；“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白虎通义》：“天子者，爵称也。”董子《繁露》：天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斯义甚著。吾意百年以后，地球必尽变为民主之国也。若以子哙、哀帝之事例之，今试问子之何如人，董贤何如人，子哙何如主，哀帝何如主乎？以此为公天下之必不可也，其识与井之蛙、夏之虫相去几何矣？
按照“大同三世说”的说法，禅让是孔子在六经（尤其是《尧典》）中所藏的深意，是未来施行“民主”制度之先兆。黎祖健引经据典，对君主（天子）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据此认为，历史将按照圣人指明的道路前行，“百年之后”，世界上将没有君主国，全变成“民主之国”。他为此宣称：“舜、尧为大同之君，地球民主之鼻祖也。《春秋》之义，太平世天下大小远近若一。”[35]
《说通篇》共三篇，分别刊于《知新报》第50、58册，所论以“通”“塞”为命题，主张智，主张强。其中一段言及“孔子改制”，稍涉大同：
中国三代之际，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武王誓师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国。推之三代以前，为国必当数万，然则尧、舜亦不过如土司中之豪长耳。（原注：孔、墨改制皆托古尧、舜，而所言各不同，韩非《显学篇》能言之。）由周而下，国犹以百数，至秦始行孔子大一统之制。由是而以《春秋》三世之义例之，荒古则国愈多，远古则国渐少，近古则统一焉。国愈多则畛域之见愈深，渐少则畛域之见渐化，至统于一，则群奉一人之正朔，咸禀一人之号令。曩日之争城争地，杀人盈野，皆国界有以使之。试问一统之后，有以南省督臣与北省督臣构兵者乎，有以东省抚臣与西省抚臣结杀者乎？虽甚愚，皆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礼运》之言小康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为有国界者言之也。孟子传孔子大同之学，其言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则破国界而以大一统言之也。
这是“大同三世说”的历史观。黎祖健前在《驳龚自珍〈论私〉》中称“舜、尧为大同之君，地球民主之鼻祖”，此处又称“然则尧、舜亦不过如土司中之豪长”，恰正是“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核心论点。就历史而言，康有为说：“尧、舜如今土司头人”；“周公不知有尧、舜，可知尧、舜乃孔子追王耳”。（此二语可见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36]）就学理而言，康有为说：“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37]“荒古”“远古”的三代皆是蛮荒世界，“尧、舜禅让”本是孔子为改制而创造、用于描绘“大同”“民主”“太平世”的“虚事”。黎祖健此处所言，多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的“口说”，将其师的秘密话都说了出来。我个人更关心的，是《说通篇》中以中学经典来谈西方议会制度，称言：
欲联上下之势，则莫若求通下情，盖尝反复于欧、美富强之故，而叹议院立法之善也。然吾尝求斯义于六经传记、诸子百家，盖已多能言之。然则三代以来，古先喆王美备之政，其推行异域而臻文明之治者，可胜道哉！故《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吕刑》曰：“皇帝清问下民。”《大学》曰：文王“与国人交”，则君之求言于民也。《尧典》曰：“辟四门”，则辟门集议也。《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卿士从，庶民从，则上、下两院之制也；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则择其说之多者而从之也。《坊记》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夫君不酌民言为犯，民不上言于君为乱，其于君民之际何如矣。《王制》曰：“太史采诗，而观民风”，其勤求民隐为何如矣。《周礼·地官·司徒》：“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以视君臣隔绝者何如矣。大王之迁岐也，“属耆老而告之”。盘庚之迁殷也，“率吁众戚出矢言”，“咸造，勿亵在王庭”，其君民之相亲为何如矣。晋人“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其博采舆论何如矣。《王制》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以视威福自专者何如矣。《管子》曰：“庶人欲通，吏不为通，七日，囚”，以视壅塞民情、抑不上达者何如矣。孔子之作《易》也，乾下坤上则曰泰，兑上艮下则曰咸。夫“乾天也，坤地也”，乾（专）［尊］而坤卑，卑者在上，尊者在下，其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艮山也，兑泽也”，艮刚而兑柔，刚者处下，柔者处上，其义紊矣，而反谓之咸者；刚能下人，柔能上达，而后“二气感应以相与”也。经义彰彰如是，然则通下者岂非求治之第一义哉？西国议院之制，权舆于希利尼，当中国商小甲十七年（原注：当时希国立一大会于得满拜力，各举邦人充之，以议国事）；推行于罗马，当中国周贞定王十九年（原注：罗马选十人，以充议政大臣）。近欧美诸国，决大疑，定大策，皆视议院之可否，以定从违，其与我古先哲王之政，何相似之甚哉？[38]
以中国经典来言西方议会，是康学的特点。康有为认为，议会的职责为“通下情”，在其早期著作“论时务”和“上清帝第三书”已有阐述，并引经据典：一、《尚书·洪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国人皆曰贤”；三、《尚书·盘庚》“王命众，悉至于庭”；四、《尚书·尧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五、《礼记·大学》“与国人交止于信”；六、《周礼·秋官·小司寇》“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康还以汉代的“议郎”“征辟”制度和宋代给事中“封驳”制度为根据。梁启超接受了康的思想，著《古议院考》，除了以上经典外，另外引证：一、《易·泰卦》“上下交而志同也”；二、《尚书·大禹谟》“询谋佥同”；三、《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四、《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三年之丧”；五、《国语·周语》“周厉无道”；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即子产“不毁乡校”。梁还引证汉代的“贤良”“文学”。[39]黎祖健吸取了康、梁的这些营养，并增加引证：一、《诗·大雅·板》“询于刍荛”；二、《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三、《礼记·坊记》“上酌民言”；四、《礼记·王制》“大史陈词”“爵人以朝”；五、《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国大询于众庶”；六、《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属耆老而告之”；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诵”；八、《管子·大匡》“庶人欲通”。康有为、梁启超力图证明，中国圣贤早已有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同的政治思想，恰好说明了他们对包括“人民主权论”在内的西方代议制议会的误读；黎祖健深受康有为的影响，称言：“古先喆王美备之政，其推行异域而臻文明之治”，而其所录《万木草堂口说》记录了康的口说：“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40]由此可见，康有为、梁启超、黎祖健所言的“议院”，其作用在于通下情，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至于希利尼（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黎祖健可能受到了唐才常的影响。[41]在《说通篇》的结尾，黎祖健不同意立即设立“议院”，而是主张变科举、兴学校，这与康、梁此期的策略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