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报》时期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编《清议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1册在日本横滨出版，发表了梁启超《续变法通议》的题记，称言：

余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秋，始为《变法通议》，登于《时务报》。冀我后我大夫，或赐采择……乃未及两载，而学校科举之议，已一一著诸功令。且并有草莾〔莽〕臣所未敢言者，而圣天子已毅然而行之者……方今朝局一变，顽焰复炽，其艰难视丙申间殆十倍焉……用更缀述所怀，续成前作。明夷待访，期以岁年。光绪戊戌十月任公自记。

在此题记之后，刊出《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　续〈时务报〉五十册》。^[8]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当属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所写，且为其先前的政策自辩，即称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调和满汉的政策设计。但“外篇一”一语，又提示着梁启超写作计划的再次改变，即“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和《变法通议七·商务》之外，还有“外篇”的设计。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梁在《清议报》第2册上发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重续前说。^[9]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梁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四·官制篇》，继续为其先前变法的举措自辩，即他们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10]但“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一语，似又可说明其先前的写作计划：先前发表的《变法通议三》，即“一曰教”，为《学校篇》；其《变法通议四》，即“二曰政”，为《官制篇》。然而，到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与写作目标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致力于《戊戌政变记》《国家论》《自由书》等新著述的写作，《变法通议》作为尚未完成的著述，此后没有继文。

从梁启超在日本所写《变法通议》最后两篇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发表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起首即言：

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满洲全部人所最不乐闻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纳之，将实见诸施行焉。虽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体之义，实起点于兹矣。满人之仇视皇上也，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

又称：

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11]

前已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是回应当时的指责；然从其内容而言，却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的创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根本没有提出过“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建策或言论，光绪帝也绝不会同意“君民同治”，更不可能“见诸施行”。^[12]此时梁正在写作《戊戌政变记》，编造了许多光绪帝、康有为的“史实”；就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梁也编造了光绪帝“最恶内务府官吏”的“史实”。^[13]

如果从这篇文章的主旨来看，说的还是满汉问题；然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文中“君民同治”和“不容有”“不能有”“君民之界”之类的词句，很容易被放大。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这类词句一般指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很容易被研究者当作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方向来看待。这就将康、梁到日本之后的思想，当作其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牵涉到戊戌变法性质的认定。也有一些研究者未加核对，引用这些文字，做出了错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