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人类的历史是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描述了这一事实。中国的古代典籍，包括儒家的经典，对此都有相应的记录。绝大多数人阅读中国典籍，不难得出历史进步的结论，尤其是中国早期历史。这是历史的进步说，与进化论不同。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儒家历史学家将“三代”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圣道的功用，即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见《孟子·离娄》）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全面阐述其“孔子改制说”，亦初步揭示其“大同三世说”。“大同三世说”是主张历史进步的学说，不能因其主张进步，便称其受到源自西方的进化论之影响。

前文已叙，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从光绪十年便发现了“大同三世说”，这一说法很难予以证实。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之前，康的“大同三世说”基本思想，应是大体形成。然而，“大同三世说”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著作中仅是涉及，并没有展开，且只是向梁启超等弟子传授过。若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具体内容，须得通过梁启超的著作，即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为湖南时务学堂教学所作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和为时务学堂学生所作的“答语”和“批语”之中。^[33]以上康有为的著作，没有使用“天演”与“进化”的词语或观念；梁启超虽有所涉及，但只是介绍性的文字。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康有为从新加坡移居槟榔屿。至此，康发动“庚子勤王”失败，对现实政治也陷于绝望，重返思想与学术园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为改善居住地的气候，康再次移居印度大吉岭，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离开。旅居槟榔屿、大吉岭两年多的时间，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之时。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和《大同书》——这些著作或是修改，或是重写，或是新作，康在其中也有多重的价值取向，然而最为重要的是，长期萦怀在胸的“大同三世说”，亦从思想观念而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字。“大同三世说”的理论体系至此得以建立。^[34]进化论的学说也开始为康有为所运用。以下就康此期著作中“进化”一词的准确含义，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