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财政（富国）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其经济与财政政策，用他的说法是“富国”。《第三书》再次抄录。其内容共有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币、邮政。
一、关于钞法，康有为指出了清朝财政困境，需“急筹巨款”，由此提议：
……令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于户部与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187]
中国是最早实行钞法的国家，但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为两条：一、国家没有建立信用体系；二、也没有与钞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清朝若抱着解脱财政困难的目的而实行钞法，即“可得万万”，无疑是掠夺；清朝若不建立近代样式的中央银行，不改革财政制度与库藏体系，仅以政府手段行钞法，即“户部用精工制钞”，也难以奏效。康提议用户部钞票兑换银号现银的做法，将会引发银号、钱庄的信用恐慌，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而“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又可能会将发钞的户部卷入银号与钱庄的债务危机之中。戊戌变法期间，康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议仿行“日本纸币”，其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也有相关的内容。（后将详述）[188]
二、关于铁路，康有为称赞了铁路功能，指出中国未能推行，在于巨额资金难以筹集，由此提议：
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189]
对于铁路的资金困难，康的对策是向民间资本开放。然而，当时中国的民间资本很小，又无近代样式的金融体系为之运作，而外国资本却在伺机冒用民间的名义潜入。康上书后不久，清朝一度将芦汉铁路（京汉路）的建设向民间开放，允许商款商办。有许应锵、方培垚、刘鹗、吕庆麟号称已集银上千万两，要求承办。然经过查验，全是骗局，芦汉铁路最后借比利时商款建设。容闳更是宣称能集资开办苏沪铁路和津浦铁路，连张之洞与总理衙门都受其骗。[190]在清末的路权之争中，民间士绅联合同乡官员而声势极大，但在资金上经常不能到位。川汉铁路即为典型，川路在“租股”等名义下摊派，有着很大的资金空洞。当盛宣怀改为铁路国有后，引发了保路运动，是清朝垮台的重要原因。在清末民初的铁路建设史上，利用民间资本建设起来的极少，主要是利用外国资本。中国人不是没有钱，缺乏的是法制健全的金融体系。大量的民间资本是小额的，没有办法通过近代样式的资本市场，如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等方式将之集中起来，且没有安全的退出机制。在中国当时并无信用体系的情况下，铁路商办只是一个良好的设想，真要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康没有认真思考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却提出了铁路牌照费可获银7000万两的美景，并进一步地推导出，由此还可以省去每年漕运费用银1000万两和驿递费用银300万两（当时清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一年约银8000万两）。康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议设立政府铁路机构，清政府成立了铁路矿务总局。（后将详述）[191]
三、关于机器轮舟，康有为批评了官办船厂（当时有江南制造局和正在恢复中的福建船政局）：“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指出英、德两国军事工业皆是民厂，要求“纵民为之，并加保护”，由此提议：
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192]
此处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机器厂（包括造船厂），另一项是航运公司。甲午战败后，由于《马关条约》及其附约，清政府开放了制造业和航运业，民族资本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的曲折难以尽言。对于这些新企业，政府的做法是重在扶持或是意在税收，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落后国家的制造业与航运业而言，资金、技术、市场的条件都很差，尚不能指望“可得巨款”。
四、关于开矿，康有为认为中国是矿产丰富的国家，云南、开平等处采矿业“未见大利”，主要原因是“矿学之未开，采办非人也”。他认为“矿学以比国为最”，由此提议：
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193]
这一段话，我看了几次都未能全解，想找到其中的责任主体。“宜开矿学”，应是政府行为；“选才督办”，似为政府选人来管理此事，很可能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开矿是极难之事，当时的矿权经常在不清不楚之际而落于外国人之手，但在康的言词中，显得十分容易。康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议设立政府矿务机构，清政府也成立了铁路矿务总局。
五、关于铸银币，康有为指出了清朝尚无本位货币的缺陷，说明西方银圆大量流入中国造成的损失，要求各省铸造银圆，由此提议：
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各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廉吏精明）［精明廉吏］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194]
清朝此时的商业活动已有规模，但没有结算方便的货币体系。当时实行银两、铜钱双轨制，银的重量和成色两个要素，使得结算很不方便。铸银币是正确的方向。至清末，各省普设铸币局，大量铸银币，其动因不是康的提议，而是利益趋动，铸币可以获利。然在利益趋动下的各省铸币，不能也不利于形成国家的统一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康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设立十二局，其中有“铸币局”。
六、关于邮政，康有为认为原有的驿递系统耗费太大，民间书信也不能利用，而英国邮政公私皆寄，“岁入一千六百多万”，由此提议：
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195]
康的建立国家邮政的设想是正确的，然从中国邮政史可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力气。不仅仅是网点和信誉建立，且依赖于铁路、轮船等新兴交通的发展。
以上六项，皆是康有为根据西方经验而提出，总体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康没有相应的经济学、历史学知识，也没有相应的实践经验，不知其难，所言亦为轻率。比如由国家来铸银币并发行附币，一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大体解决；又如国家邮政，也是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成为具有盈利能力的国家机构；再如纸币，此后过了四十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发行法币。此中的困难都是康没有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