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回拒严复
几乎所有的先行研究都认定，康有为的学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并由此推导出各种结论来。
我以为，首先需将源自西方的进化论作一最为简要的界定。
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创立的学说，其标志性的著作是1859年的《物种起源》，他还写了《人类的由来》等著作。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进化论的信服者和宣传者，撰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英国思想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进化论糅合到其政治与社会学说之中，著有《社会学原理》等著作。赫胥黎、斯宾塞两人对于进化论的认知及其运用有着极大的差异。曾经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其自我理解而作的按语，题名为《天演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年）正式出版。[2]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之所以要先做这个界定，是因为许多人在使用“进化论”这个概念时，外延过于宽泛。清末民初，大约所有的知识人都在大讲“进化论”，但他们中间真正读过达尔文、赫胥黎甚至斯宾塞著作的人却很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是1954年的事情（即该书出版后的95年）。当然，最近几年还有新的版本。
严复在《天演论》出版之前，曾将其翻译手稿请梁启超看过，梁处亦有抄本。光绪二十二年，时在天津的严复致信梁启超，称言：
……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续呈法鉴何如？[3]
由此可知，严复将《天演论》译稿寄梁启超，心中或许有所期待，可由《时务报》选登其部分内容；“登报诸稿”，当属严复向《时务报》投寄之稿；《原强》是严复最早介绍达尔文及斯宾塞（严最初的译名为“锡彭塞”）的政论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1895年3月4—9日）初刊于天津《直报》，据严复信中所言，梁似有意在《时务报》中转刊该文，严由此再对原稿进行“删益”，后将修订稿寄去。[4]以上严复寄送梁启超的译著、论稿，仅《辟韩》一文刊于《时务报》第23册的附页上，其余各篇皆未能在《时务报》上刊出，其原因不详。[5]
梁启超此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是年冬回广东，参预创办澳门《知新报》。他收到《天演论》及《原强》修订稿后，当于此期送给康有为看过。光绪二十三年三四月间，因严复来信严厉批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出的《古议院考》一文，梁在上海回信给严，称言：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6]
梁在此信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须得逐字逐句进行分析。从梁信中可以看出：一、康有为读过严复的“大著”。二、康对“天演论”的外表，即进步说，是赞同的，对“天演论”的核心“择种留良”，是回拒的。对此，梁说得很委婉，“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三、在康有为学说与严译“天演论”的思想比较上，梁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了，“书中所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梁说“出此书之外”，属“高此书之上”之意。梁说“一为出世之事”，大约指佛学思想；梁说“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则是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四、梁说“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一句，值得关注，是典型的“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即康不认为严译“天演论”是一种“新理”，而是西人“几何年”（多次）接近或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几何家”（多家）之一，也是“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了”之意。五、梁启超不仅对赫胥黎的学说有兴趣，还希望从严复处得知“斯宾塞尔”（斯宾塞）的学说。
就在梁启超写此信之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梁亦从上海致信正在广西桂林讲学的康有为，称言：
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7]
此中的“皆超所知也”，即严复所“规劝者”尚未超过“大同三世说”的内容；此中的“感动”“脑气筯”者，很可能是“斯宾塞尔”之学说，欲向康讨教。由于梁启超后来致康有为的信未见，不知其“下次续陈”的内容。
不仅是康有为回拒了严译“天演论”，梁启超此时也未服膺“天演论”，将之奉为圭臬。梁对严复提出的对《古议院考》的批评意见不以为然，在给严复的回信中，豪迈地指出：
……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8]
“进种之说”，是严信中所言，似与严译“天演论”相连。梁启超与严复的辩论，其题目是“西方古代是否有民主制度”，梁以康的“大同三世说”驳斥之，即“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而康的“大同三世说”是主张社会不断进步、不可倒退的。几个月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97年6月30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中国之将强》一文，称言：
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9]
这是康有为从“洪水说”“地顶说”发展出来的“地运说”，有着很强的命定论的色彩。这样的地缘政治观，这样的历史进步观，自然是康有为独特的思维逻辑，也与“大同三世说”相连。[10]梁启超此处宣传的康氏“地运说”，绚丽夺目，与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择种留良”，在思想逻辑上不能兼容。又过了几个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梁启超将其与严复的争论公开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明确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梁启超此处所言“三世六别”，是适用于中国与泰西的，只是各国处在不同的阶段。而这样的社会发展学说，进步的层次与过程十分明确，比起严译“天演论”中的“择种留良”，自然显得更加气势磅礴。梁在该文中继续说明他与严复之间的差别：
严复曰：……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为当也。启超曰：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此犹花刚石之下，不得复有煤层；煤层之下，不得复有人迹层也。至于希、罗二史所称者，其或犹火山地震喷出之石汁，而加于地层之上，则非所敢知，然终疑其为偶然之事，且非全体也。故“代兰得”常得取而篡之（原注：西史称借民权之名以攘君位者，谓之代兰得），其与今之民政殆相悬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11]
梁承认自己不识西方文字，西史知识“甚浅”，但他以“虚理比例”与严复相辩驳。梁认为，“民政”之世（太平世）必是民智甚开、民力甚厚的，既已到达，将不可倒退，就像地层的层累不可倒置一样。此中的“虚理”，当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此中“比例”一词，源自于康的《实理公法全书》，是康在该书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梁“据虚理比例”，认定严复的“天演”“胚胎”论不能成立。“代兰得”，tyrant，僭主，由此又可知梁的西史知识来源。[12]
此时的梁启超，认定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为学问的最高峰，严译“天演论”只是一种次一级的学说，但他并未因此而全然拒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897年4月12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学校六·女学》，文中加了一个注释，引用了严复译《天演论》：
《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豪〔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谨为子孙昏妻嫁女，必择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皇〔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极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盖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无故也。侯官严君又陵译《天演论》云：“无官者不死，以其未尝有生也。而有官者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两物。如草木之根荄支〔枝〕干等，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附子，代可微变，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尽死。此动、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得生受形以来，递嬗迤降，以至于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严君与余书又云：“生学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体、气习，前则本数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阅历积委而成，后则依乎见闻、师友与所遭之时与地而化。”其论极精。欲言保种者，非措意于此二义不可。欲措意于前一义，则胎教为之根原；欲措意于后一义，则胎教尤为根原之根原。此学数十年后，必大明于天下，今日则鲜不以为迂远无用矣。[13]
《胎教篇》，即西汉人贾谊《新书》中的“胎教”一篇，其中的文句又见于《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梁启超从“女学”谈到“保种”，再从“保种”谈到“胎教”；以贾谊《新书·胎教》作为其立论之基，而严译《天演论》恰好为贾谊之说提供了西洋之佐证。这是梁启超拿来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叙述方式，就像他时常拿各种思想资料（包括泰西的学说）来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佐证一样。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1897年5月17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说群〉自序》，称言：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
由此可见，梁将康有为的学说当作最高峰，而将“天演论”当作次一级的学说，与此期谭嗣同的“仁学”，地位大体相当。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说群一·群理一》中，梁谈到了严复所译的学说：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种，种不一变，苟究其极其递嬗递代之理，必后出之群渐盛，则前此之群渐衰。泰西之言天学者，名之曰“物竞”……
连接上下文来看，这是用“物竞”说来解释梁所提出的“群理”。而在这篇序言和《说群》第一篇中，梁大谈“大同三世说”。[14]与“天演论”可能相关的言论，梁还有一处。[15]除了在公开的报刊上言及《天演论》外，梁启超还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答中提到了斯宾塞尔与《天演论》。[16]
以上我大量引用梁启超的言论，是因为这个时期梁的思想，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从梁可以看到康。梁在“胎教”等命题下对严译“天演论”采用的拿来主义方式，也是康此时对待西学的态度和后来对待进化论的方式。
顺带地说一句，康有为对严译“天演论”的回拒、梁启超对严译“天演论”及相关学说未能加以最高的敬佩，也引出了严复的反弹。[17]戊戌变法期间，严复作《论中国之分党》讥之，其言词自然是政见之不同，或也稍有一些个人的意气。[18]顺带地再说一句，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
之后，康、梁对严复的工作，多有敬意，我在后面还会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