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政策设计及其被采纳、实施的情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康有为来到北京。
此时清朝陷于巨大的危机之中。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舰队强占胶州湾（今青岛），随后提出了租借该地、修建胶（州湾）济（南）铁路的要求。与清朝订立密约并获得修建中东路权益的俄国，以钳制德国为由，于十一月派军舰进入旅顺和大连。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俄国提出租借大连、旅顺并建造中东路支线（哈尔滨至大连）的最后通牒。法国同时提出了云南、两广不割让，在广州湾（今湛江）建立煤栈（租借地的先声）的要求。三月，英国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条件与俄国相同；又因法国租借广州湾，闰三月要求拓展香港界址（即今香港新界）。日本政府提出了不割让福建的要求，并借口湖北沙市事件，要求在沙市、岳州、福州、三都澳建立日本专属租界。当时的列强，除了美国尚处在美西战争的前夜而未能动手外，皆提出了侵略要求。除了领土外，列强另有铁路、开矿、借款、商务等方面的要求。
清朝自甲午战败后，号称“卧薪尝胆”，一度有所振作，但很快又故态复萌，再次昏睡。对于列强的各项要求，清朝无力抵抗，只能一一被迫接受。列强瓜分中国的说法，到处传播。
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救亡的声音响了起来，改革又一次被提上议程。
康有为到京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五书》。康所属的工部衙门拒不代奏，其抄本在京中流传，康亦在上海刊刻发售或赠送。[231]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举康赴欧洲参加“弭兵会”，光绪帝下令由总理衙门“酌核办理”。[232]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参加。此是康的一大转机。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呈康有为上书，即《上清帝第六书》；随后康又通过总理衙门进呈《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书。三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将康的上书及进呈书籍上送慈禧太后。四月二十三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谕旨，“百日维新”正式开始。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下令召见。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并命其上书可由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康由此进入了政治的中心。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通过总理衙门与军机大臣廖寿恒代奏上书或进呈书籍，并先后为御史陈其璋、杨深秀、宋伯鲁和侍读学士徐致靖、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人代拟奏折。这些上书与奏折现存共计72件，另有6件虽不存，但在《军机处随手档》可见其题目。[233]进呈的书籍现存《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两种，《俄彼得变政记》另有上海刊印本。所有这些奏折、进呈书籍的序言，与辛亥五月刊行的《戊戌奏稿》全然不相同。由此，可以用现存的准确史料，来观察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也是本节进行分析的依据。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到达长沙，主持时务学堂。[234]次年二月离开长沙，赴上海，随即进京。[235]梁此次北上，是康有为的召唤，也有参加会试之意。梁到京后，发表的署名作品极少，且只有关于编书局的奏折，并根据光绪帝的面谕，进呈其先前所著的《变法通议》。[236]康所拟上书、奏折、进呈书籍中的许多部分，很可能出自梁手。梁给夏曾佑等人的信中也说明其参与代拟奏折的情况。
以下根据康有为所拟上书及代拟奏折、进呈书籍的内容，来分析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并根据清代档案，说明其被采纳、实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