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应办之事》：通往议会的道路
梁启超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写信给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出湖南应办之事。在该信中，梁起首便称：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
他由此提出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三策。所谓“开民智”，即办学校，除了已经开办的时务学堂外，梁还要求“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所谓“开绅智”，即兴办学会，此时湖南正准备兴办南学会。所谓“开官智”，即开办“课吏堂”，对官员进行培训。以上第一策的内容，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已有论说，上节所叙梁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活动，亦可见其实施情况。以上第三策的内容，虽有新意，仍与第一策有相似之处，只是教育对象不同。梁之前给张之洞的信中，亦提议在湖北办理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学院”，培养“今日救时之良才”，与此策也有相同之处。[65]而我以为，最值得分析的是第二策，虽说是办学会，梁的目的却是培养“议员”。
梁的设计方案为：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
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66]
此中的关键句，我以为，大约有四句：“通上下之情”；“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由此可以了解梁启超的议会思想。
第一句“通上下之情”，说的是议会的性质，梁在《古议院考》中第一条依据便是“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第二句说明了候补“议员”人选的产生过程，即由社会精英（学会绅董）来“举”其熟悉的次一级精英，条件是“品行端方、才识开敏”。第三句“日日读书，日日治事”，说明了候补“议员”的培养方式和工作方式，“定有讲期，定有功课”，“学习议事”。第四句说的是议员资格，经过一年培训，可选其中的“过半”，被选中者在于其拥有的“知识”水准。由此年复一年，学会可以培养出一批批合格的议员。
梁启超的这一设计，在许多方面来自于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三书》，称言：“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关于第三项“通下情”，康有为写道：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所谓通下情而合其力，此也。[67]
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完整表达其“议会”设计的言论，也只有这一段话。其中康为了证明议会的根据，即《洪范》等六条，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从略。梁的说法与康的“通下情”极其相似。康说“士民公举”，意思不太清楚，一些学者为其意是中国传统选拔官员的“选举”制还是西方国家已经采用的投票方式的“选举”制，发生了争论；梁的说法可以作为解康之一例。康说“开武英殿”与“议郎”的工作方式，梁与之大体一致；只是康提出的“武英殿”当属“实习”期，梁提出的“学会”尚属“学习”期。康说“岁一更换”，梁又与之基本一致。
我个人以为，用梁启超的方法来办学会，来治湖南，很可能是一个好方法，梁对此也充满激情地憧憬：
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皆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68]
但是，由此而前行，只能产生一批与梁启超志同道合的政治才俊，共同来推行湖南的改革，与西方式的民主和代议制议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梁启超的这一建策，是否得到了认可？此时身在长沙的皮锡瑞，日记中流露出部分内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皮锡瑞在日记称：
谭佛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中丞已牌示，以孝廉堂为公所，开化可谓勇矣。[69]
“谭佛生”，谭嗣同；“黄公度”，署理按察使、长宝盐法道黄遵宪；“中丞”，巡抚，指陈宝箴。这条记录说明，谭嗣同等人要求开学会的请求，得到陈宝箴的批准。黄遵宪将之作为议院来对待，黄与梁意见相同。谭亦有此意。[70]此即后来成立的南学会。同年十二月初一日（12月24日），又称：
……遂至汪颂年处……伊云谭佛生、熊炳山欲留我讲学，已将我不可无馆情形，略为二人言之，彼云现往湖北，俟归后再议。我问学会局面何如，云右帅许将书尽捐入，起藏书楼，立讲学者一人，即以见属。其章程甚繁，以此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绅，即右帅去，他人来，亦不能更动。似此举动，未免太怪。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官与绅争权。且恐洋人来，愚民无知，与之争斗，难以调停，学会、议院诸人必受其咎。俟伯严归，看光景再斟酌。[71]
“汪颂年”，汪诒书，时为翰林院编修，在籍；“熊炳山”，熊希龄，时为翰林院庶吉士，在籍；“右帅”，右铭，即陈宝箴；“伯严”，陈三立，陈宝箴之子，时任吏部主事，但随其父办事。陈宝箴的态度是建立“藏书楼”（图书馆），并让皮担任“讲学者”。皮看到了章程，“以此为议院规模”。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又称：
下午汪受明至，谈及开讲事，云须自立章程。予以为诸公意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学为名，以我不多事，借此坐镇。其名官绅士庶入听，其实不愿人入听也，且看初一开讲如何再说。[72]
“诸公”，大约指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初一”，二月初一日，即是学会开始活动之日。直至此时，皮锡瑞还不知道，设置学会意在“讲学”还是意在“议院”。同年二月二十一日（3月13日），又称：
午后至学会，中丞、廉访旋至。节吾、秉三，予讲后各讲一遍。秉三说时事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曲为譬喻，属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73]
“廉访”，按察使，指黄遵宪。“节吾”，欧阳中鹄，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在籍。“秉三”，熊希龄。这已是南学会的第四次集会，皮听到陈宝箴讲到“湖南莫打洋人”，才明白陈设立南学会的目的，即为“开风气”。
尽管梁启超提出了建策，尽管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同意梁的意见，但陈宝箴并没有予以采纳。现有的研究证明，南学会的活动是以讲学为主，并设立图书馆、演放幻灯片、设博问柜答疑，以进行宣传。[74]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1898年4月14—16日），《湘报》连续刊出由陈宝箴批复的《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宣布“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只是设立“议事会友”“讲坛会友”“通信会友”，不再有梁设计的“定有讲期、定有功课”的学习进程和“日日读书、日日治事”的政治功能了。[75]而至此时，梁已离开长沙约一个半月了。
南学会的实际活动未依照梁启超的建策进行，然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作《戊戌政变记》，却称南学会“隐寓众议院的规模”：
……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今将去年十二月梁启超上陈宝箴一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者录于下……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书次第行之，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展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等轮流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官）［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皆务分权于绅士，如慈母之煦覆其赤子焉。各国民政之起，大率由民与官争权，民出死力以争之，官出死力以圧之。若湖南之事势则全与此相反。陈、黄两公本自有无限之权，而务欲让之于民。民不知其自当有权，而官乃费尽心力以导之。此其盛德，殆并世所希矣。[76]
梁启超离开长沙后，仍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联系紧密，湖南的实际情况，是很清楚的。他将未做之事，当作已做之事，自然是一种自我夸张，以能显示变法的成绩。但正是从这种自我夸张中，我们得有机会测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的政治思想——其“民政”（民主）思想与议会观念，及其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由乡绅进行自治，以达于民主政治，梁的这一思想似也来自康有为。前已叙及，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作《论时务》一文，称：“中国之俗，绅士入局及集明伦堂，已有下采民言之意，近欧洲议院矣。”同时期又写信给曾纪泽，称：“仆观于吾乡团练之局，推举各绅督董乡事，甚类泰西议院之制。”康到了日本之后作《我史》，又称：“吾乡有同人团练局者，咸丰四年，吾伯祖种芝公讳国熹，平红匪创之，盖地方自治之制也。”[77]康有为认为，“绅士入局”“吾乡团练之局”已接近于西方的议会；梁启超或是由此而得到启发，便接过手来，加以创造，试图对乡绅进行政治培训。
还需说明的是，按照“大同三世说”，从“君主之世”到“君民共主之世”有一个过渡阶段，梁启超此处提出“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似可以认为是过渡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