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一书》与《论时务》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第二次赴京。根据其现存的日记，因为生病，他于六月初六日方从广州登船赴上海，七月八日到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顺天府乡试。[91]他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多，初次涉及高层政治。从《我史》及其日记来看，他结交沈曾植、曾纪泽、黄绍箕、屠仁守、盛昱、王懿荣、王仁东、王颂蔚、黄绍宪等人[92]；并上书翁同龢、徐桐、潘祖荫、祁世长等高官。而他此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一书》。他作为一名荫生，上书皇帝并无渠道，由此想通过国子监或都察院代奏。盛昱是国子监祭酒，翁同龢为管理监事大臣，祁世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康与他们联络多为上奏之事。而潘祖荫、徐桐为政坛高官兼士林领袖，康与他们联络亦有接近上层之意。[93]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此时内忧外患而自不知觉，应下罪己诏，及时图治。他提出的三策分别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所谓“变成法”，即是要变祖宗之法，康并没有说明要变哪些法，又如何变法，仅称：
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康有为在此称其“愿尽言于后”，又称“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暗中稍有自荐之意。所谓“通下情”，即是要改变“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康对此称言：
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
尽管康提到了“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要求“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但解决方案仍是“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康也提到“汉有”“议郎”之名称。这与前一条中“妙选仁贤”是相通的。所谓“慎左右”一条，指明年光绪帝大婚亲政后，须得注意身边之人，康对此称言：
……伏愿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94]
最后的方法，仍是“妙选”，且强调“日侍左右”。康此三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上清帝第三书》中得以发挥，有了更加具体的表述。（后将详述）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文词极其动人，揭示清朝时弊亦中要害，然其对策，仍是“用人”。从康的行文中可见，“妙选”与“召置”皆不是在原有的官僚集团中选贤用良，而是要发掘新人。康对此颇有自期，隐隐流露出自己是合适人选之意。这与《康子内外篇·阖辟篇》中的用意是相通的。
对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徐桐“以狂生见斥”[95]；翁同龢称“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特别有意思的是，翁虽退回了上书，但仍摘抄部分内容，私下仍有赞许之意。[96]沈曾植等人对其婉劝，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97]黄绍箕亦称：“长素戊子游京师，遍上书贵人，无所遇，欲由国子监、都察院上封事，亦不得达，颇为多口所憎。余与子培劝其少干人，少发议论。”[98]“无所遇”“多口所憎”，显示了康怀才不遇的处境与尴尬。康有为后来致信朱一新，对此亦称言：
游京师时，不量愚贱，常发愤上书，冀一悟尧、舜之主。此诚草野之狂冥于行，迈为献曝之愚者也。不悟时风众势，遂为中朝大臣所见遏抑，呈监、呈察院，皆不得达。讪讥风起麻集，目为中风狂走，上不为公卿所容，下为乡人所逐。穷而还山……[99]
“中风狂走”“穷而还山”，又显示了康当时窘困的状态与心态。
除了《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参与的政治活动还有代御史屠仁守等人起草奏折。现能找到的有五篇：《请醇亲王归政折》《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原折》《请开清江浦铁路议》《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100]在自己上书未达的情况下，代拟奏折似乎给他另一种上书言事的新思路；他也在代拟的奏折中夹带了自己的思想。[101]
我个人认为，此期须重视的，还有康有为《论时务》一文。[102]康在该文中提出“议院”的设计，很可能是他第一次明确的表述。康认为，清朝虽然可以不在朝廷（中央）设立议院，但在省和州、县两级，应设立议院，其主要目的是下情上达：
中国之俗，绅士入局及集明伦堂，已有下采民言之意，近欧洲议院矣；其在朝廷，每有大事，下王公、九卿、翰詹科道议，此则欧洲所谓上议院者也……中朝素尚国体，若朝廷设议院，则国体不尊；中朝素壅民情，若郡县不设议院，则民情不达，此中国之所宜也。今令州县设二议院，其上院以待贵人，内自京朝七品官、外至州县者得入焉；其下院则令各选举人公举之，以性术公和、行宜任睦、学问明道者为中式。凡丁口万人者，举一人焉，其禄由选举人公举之。凡取选举人，以其身家不清及恶迹素著者不许举，家富巨万者为中式（原注：田园产业生意，呈官注册，注册者金三百）。其及格而不报者，罚注册之金数，仍不准中式。其取中式者，榜之于县，匾之于其家，赐登仕郎阶，有司饮之酒而令举焉。其富加万者，又加此，比捐纳之途远矣。人慕其荣，略其罚，安有不趋者哉？其省之上议院，则以京朝官五品及翰詹科道、外官道府以上入焉。其选举人以家富十万者为中式，册金二千，赐七品阶，巡按饮之酒，榜之巡抚之署，匾之其家。凡丁口十万举一人焉，其科以性行公忠、才略明达、学问通博者为中式……藩臬既除，巡抚专千里而居，岂不患其专权？既有议院，则上议院巨绅，遇有大事，准其据下议院之情，递都察院，代奏朝廷。遇有大事，令巡抚下议院，或将诏询议院，令交通巡抚转奏。如此则民情不致下壅，而巡抚不致专制，利可旋兴而害可立革矣。[103]
对于府一级的议院，康称：“府不设可也。若立法（议）院，则选家富五万者，注册千金，凡五万口举一人焉。”这是一个由官员、富人和所谓“乡贤”组成的议会。对此，康解释道：
天下之有权力者，贵也、贤也，富也，三者用，则天下可运诸掌。举人以富者为之，则天下之富者，为我用矣，富者用则捐需无不获意矣；被举人用贤者，则才能无不为我谋矣；上院用贵者，则士夫气得伸矣。故曰：三者用，天下可运诸掌。[104]
康有为设计的议院，“上院”由“贵人”（即七品或五品以上同乡官员）组成，“下院”由“富人”（即“家富巨万”或“家富十万”）来选举“贤人”（即“性术公和、行宜任睦、学问明道者”或“性行公忠、才略明达、学问通博者”）；然其权力仅仅是上奏权，即下情上达，若从地方议会提出事项，通过都察院代奏，若从朝廷交议事项，通过巡抚代奏，并无立法、财政、官员任免与问责等权力。这与《上清帝第一书》中的“通下情”是相通的，与西方代议制议会的职能是不同的。
关于设立议院的思想来源，康有为提到了“欧洲”，但没有细说，强调的是本国的思想资源。他称言：
或曰：议院于今诚宜行矣，如于古无征何？诘之曰：《洪范》言“谋及卿士”者，上议院也；“谋及庶人”者，下议院也。盘庚进众于庭，吕郤宁武入民而誓，大司徒之询国危、询国安、询国迁是也。[105]
这些中国经典的思想资源，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通下情”“设议郎”的叙述中，梁启超在《古议院考》等政论文中，还有着更多的引述。[106]
也就在这一时期，康有为写信给从欧洲回来的曾纪泽，对西方的地方政治制度多有请教，称言：
今泰西之言治道，可谓盛矣。其美处在下情能达。不知其乡邑之制如何？……其乡邑之里数大小有几？……令长之下，属官几何？……得无有议院绅以制令长耶？如此则事又难行。且一邑之中，人才有限，其议绅未必皆贤。仆观于吾乡团练之局，推举各绅督董乡事，甚类泰西议院之制。然偏私不公，立党相倾排者，比比皆是，则亦岂能为治耶？其令长之选，由君长选之，抑由民举之？若由民举，得无有结党之弊耶？……其令长之上有几重耶？抑能直达其君相也？若上有道府，则事权阻挠甚矣。若能直达，则英、法之大，属地又多，奏折至繁，岂能尽览而一一批行之？……其令长以下之官几何？……选之自君相，抑令长自辟之，抑由民举之耶？……又英国之政不在君而在相，英国属地四十岛埠，如令人人能自达于议院而英相揽其成，则一日之间，条陈奏议，岂可胜数，如何而览之决之？不览则下情塞，览之则日力、目力、精神俱有限也，岂能给本国之臣僚、属岛之政事，外国之
交涉哉？……生平所见西书，无言及此者，若君侯有书论此者，发来一读，尤幸。[107]
此信对于了解康的政治思想及西学程度，甚为重要。康对地方自治不了解，以为西方各国如同当时的清朝，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对地方议会也不了解，以为如同其家乡的“团练之局”（《论时务》中称“明伦堂”，《我史》中称“同人局”），不知道“党争”是议会政治的基本特点；对于地方财政、教育等项，也提出了许多疑问。康的这些误解和疑问，与《论时务》一文中的地方议院是有关联的，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美，也仅是“下情能达”。该信可以说明《论时务》一文是此期所写，也可以证明康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隔膜。
还需注意的是，《论时务》一文中还有鼓励士人游历外国、设立女学、铸银币等建策，康、梁后来还多次提出过。
《论时务》是康氏家人所藏一抄件，但从内容来看，并非康有为留给自己查阅的思想总结，亦非准备刊印的文章，而像是送给朋友或权贵的建策，尽管在文字上还不像是一个定稿。当时康欲送何人，今已不可考。康在该文中的“议院”思想，后来在《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有所发挥，也有所变化。
综上所述，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
康有为是一个天资极其聪慧的人。早年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从师学习，走科举之途。光绪五年（1879，21周岁）起，独自研习，思考的对象也逐渐从经史之学转向社会与政治；至光绪十一年（27周岁）起，开始有了自己的著述；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开始接触政治高层，并上书光绪帝。他不是仅仅满足于书斋的学者，同时又是有意于政坛的剑客。
此期康有为的思想表现出现两途：一是根据中国历史与传统文献所著《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有所批评；二是从几何等“西学”中得出的“公理”，即“自主”（自由）、“平等”和“互相逆制”（制约）。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来看，前者发展成“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等学说，后者奠定其大同思想的基础，两者的交汇点是“大同三世说”。他的思想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至乙酉之年而学大定”或“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的说法，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