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中国不保大清”与“自上”“自下”的变法方案
黄彰健在《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一文中，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受到光绪帝召见之前有推翻清朝政府之意，建立汉人的独立政府。[74]黄的论说甚长，然主要证据为两条。一是康有为在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后给赵必振（曰生）的信：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圣人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75]
二是狄葆贤的回忆：
任公于丁酉冬月（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仁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76]
我一直认为，黄彰健的观点颇具启发性，然若要加以采信，须得认真投子“复盘”。历史研究最难之处，就在于对当事人主观动机的判断。行事可以查证；思想，尤其是秘不示人的思想，难寻其确迹。康有为致赵必振的信写于庚子勤王失败之后，其主旨是劝说赵等不要采取激进的手段，即不要“越级”（有如“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其中“开议院”“得民权”“大倡民权”应作何种解读，还有商议的空间。[77]狄葆贤的回忆过晚，其说法用语，有着明显的后来观念之影响。然黄彰健多爱于我，示教至再。[78]
桑兵在《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一文中，以相当正面的态度引证了黄彰健所持上述两项证据，并引宫崎寅藏、田野橘次、志贺重昂和冯自由等多人史料加以补充，其结论与黄彰健相近，即梁启超此时在思想上倾向于革命，其在湖南的做法亦相当激进。[79]
赵立人在其论文《戊戌变法时期兴中会和维新派的合作与分歧：兼论康有为早期之反清活动》和著作《康有为》中，再引黄彰健所持上述两项证据，并引陈少白、孙中山、何树龄、章太炎、濑川浅之进等多人史料加以补充，称康有为、梁启超最初目标实为革命，欲建立“大同国”。[80]
黄彰健、桑兵、赵立人的上述论著皆是严谨之作，史料引用亦有交错，观点相近而不尽相同。然史料作者亦有其主观性，史料读者不能完全客观；且当时人的思想更有复合性，行为亦常有自相矛盾处。
若要说梁启超“反清”，我还可以再补充两条材料。其一是日本海军战略间谍宗方小太郎于1897年2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称：
夜与《时务报》记者梁启超、麦某等会饮于四马路一品香，畅论东方之时事。九时归。梁今年廿四岁，弱冠中举，学术文章冠一世。……梁曰：中国之天下已为满人破坏，欲挽回国运，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云云。[81]
梁此处所说的正是种族革命，由此再对照梁在时务学堂《日记》中所作批语：“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82]宗方小太郎之说似非孤证。其二是梁启超在《知新报》第34册上发表《三先生传》，称他们是“忧天下”的“天民”，“无所为而为之”的“安仁”，但仅发表了以乞助教的“张先生”、火中救弱女子的“何先生”，最后一位未发表，称言：
富贵而不仁，不如饿殍；衣冠而不仁，不如优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废疾。三先生者，一匄、一伶、一阉，岂非世所谓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与为伍者耶？及其行谊，则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贤如三先生者，以兴新法，何事不举？以救危局，何艰不济？以厉士气，何气不扬？[83]
此中的“废疾”“一阉”，说的就是寇连材。梁启超为此在文末写明“传录二关一（自记）”，不正是关闭其文字来掩盖其反清之意图吗？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才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烈宦寇连材传》。[84]
读当时汪康年来往书信以及其他人书信，处处可见对清朝政治的批评；读当时孙宝瑄日记及其他人日记，常常看到改变政治状态的诉求。清朝昏乱的政治统治，引出了整个士人阶层普遍的不满。统治阶层内部、满人内部的不满情绪亦在蔓延。[85]如果说康有为“忠清”，他在变法期间运动袁世凯发动政变，这在当时属最大的反叛。[86]如果说汪康年“忠清”，他在《时务报》上发文主张民权论，又到日本与孙中山见面，宗方小太郎日记披露出的内容，远远超过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大倡民权”。[87]当时清朝的极大政治困境与社会灾难，使得许多人的思想处于复合状态之中，几种不同的、矛盾的甚至对立的政治观念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头脑之中，使之在相同的时期内说出不同的话来。这也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思想游移不定、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如此，当时许多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也会有很大的落差。[88]日本浪人与间谍在寻找反清人士，革命党人在寻找同路人士，他们的主观愿望会使得那些志趣相契的言辞直入其心田，记载会更多些，文辞会更犀利些。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逻辑，此时的清朝正处于升平、小康前期，必然要进入到“君民共主”“设议院”“兴民权”的阶段，即升平、小康后期；然后，清朝必然要灭亡，中国将成为民主国，即太平、大同前期；再往后，中国也最终将灭亡，地球将进入“天下大小远近若一”的“大同世界”，即太平、大同后期。[89]按照前引黎祖健的估计，“百年以后，地球必尽变为民主之国”，清朝的寿命最长不过如此。又按照梁启超的估计，“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中国的寿命最长亦不过如此。[90]梁又称：“太平世不行万国公法，而行万人公法。”由此可见，根据“大同三世说”，他们最终将既不保大清也不保中国。[91]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也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逻辑，三世的更替有着严格的条件规定，不可提前越级，即所谓“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根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观察，清朝正处于“一君世”（升平、小康）之中“君主之世”（前期）向“君民共主之世”（后期）的过渡阶段，许多条件尚未完备；由此须先“开民智”，然后才是“设议院”。梁启超等人在《变法通议》等诸多政论文章中对此大力鼓吹之。除了何树龄等激进分子，康有为一派此时并不倡导政治革命，他们不可能直接建设“大同国”。梁启超给康有为信中称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应当视作康党内部称梁为“轶赐”般的戏语[92]，似不可由此而认为，康有为一派将发动政治革命，建立一个“以谭嗣同为大总统、而以康有为为教主”的国家。[93]从现有的文献来考察，康有为及其党人经常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但此时还不至于狂妄地想象他们有能力创造出一个新国，也还没有这方面的政治设计。
既然“大同三世说”赋予了康有为一派革命思想、又限制了他们革命行动，那么，他们此时又能做、又该做什么呢？
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知新报》第28、29册上发表《变法自上自下议》，称言：“今日言变法，人人皆有其责，人人当任其事。然变之之道有二：一曰变之自上，一曰变之自下。”欧所谓“自上”，即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维新为榜样，称言：
夫邻我者莫如俄、日，迫我者莫如俄、日，宜取法者亦莫如俄、日，不取法于俄、日，必见歼于俄、日……中国图治久矣，“卧薪尝胆”，布于纶音，“创巨痛深”，哉天语。而左右贵近，炀蔽汶暗，无能周知外事，翊赞圣听；畿内外吏，又复忘君父之大仇，无能愤扬国耻，力任新政。是以高拱深宫，独立无助，是皆有官守者之过也……在位者，诚勿为身家之谋，共怀晋、宋之辱。其年届悬车，则自行告退，毋妨贤路；其识仍故辙，则急自祓濯，无误朝廷。大辟公府，以延天下之士；广集众议，以上天子之听；流涕痛哭，不计利害。圣聪既达，四门斯辟，降至尊以交国人，振长策而御宇内。本先圣经世之义，采泰西殖民之规，阳开阴阖，乾端坤倪，良法美意，耳目焕然。遣使臣与列邦公会，立二十年太平之约；选学士与列邦教会，明《春秋》太平之制。《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是之谓乎！
欧榘甲的办法是，斥退守旧无能之大臣，广开言路，并让光绪帝降尊以交贤士，以能进行变法。“本先圣经世之义，采泰西殖民之规”一句，讲的是“中体西用”的道理。文中“列邦公会”，指康党所传说的“弭兵会”；文中“列邦教会”，指各国教会，康有为后来对此亦有详细建策。[94]欧所谓的“自下”，即“泰西诸国是也。当美、法之民之大变也，全球震荡，民智豁开，欧洲诸国人人知有自主之权，人人知有当为之事”。欧虽然提到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但仍突出了“民智”，由此称言：
且夫泰西之强也，民群强之也，中国之弱也，民不群弱之也。是故学校盛，则民智慧，善堂盛，则民仁善，农织盛，则民富饶，工商盛，则民阗溢……今之中国，人众矣，土广矣，然而无士也，无农也，无工也，无商也。非无士也，士而不群，故无学会以通声气，无图籍以扩见闻，无教会以御外侮，无游历以广尊亲。外士荧荧，吾士尘尘，与无士同也。非无农也，农而不群，故无农会以相比较，无农报以稽土物，无新机以利刈播，无化学以速滋生。外农勤勤，吾农盹盹，与无农同也。非无工也，工而不群，故无工局以讲制造，无工器以辟心思，便日用则无妙制，御漏卮则无巧式。外工裳裳，吾工芒芒，与无工同也。非无商也，商而不群，故无商会以厚财力，无商学以规巨利，资小而取微，势分而志轧。外商夥够，吾商焦囚，与无商同也……思有以振之，则宜合群，思合群，则宜开会。学会者，士之群也；农会者，农之群也；工会者，工之群也，商会者，商之群也……
欧榘甲的办法是，各省、各州县、各乡闾设置三级的“学会”“农会”“工会”“商会”，以能变士、变农、变工、变商，使之皆能有“群”。欧在该文的最后表示，他希望的变法方案是“自上”，若其不能，只能“自下”，但并不是“背上”：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言；国势危蹙，民宜发愤昌言。合群迸力，自务其义，以捄君父也。夫上能变，则宜待之上，上不能变，则下宜自为之，非背上也。[95]
我个人一直怀疑，欧榘甲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有康有为之参与，至少是康看过。光绪二十二年年底，康去广西桂林讲学。次年五月返回广州，九月去上海。欧文发表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七八月间，恰是康在广州之时。如此建策之文，欧应当请示于康。
从康有为此期的经历来看，他本人正是“自上”“自下”两案并行者。就“自上”而言，康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次上书，就是“自上”的表现；且《上清帝第三书》获都察院代呈，得到光绪帝的重视，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与胡燏棻等九件折片发下，下旨命各省将军督抚讨论。这是“自上”方案获得初步成功的标志。光绪帝该谕旨称“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此即欧榘甲文中“中国图治久矣，‘卧薪尝胆’，布于纶音，‘创巨痛深’，哉天语”之出处。就“自下”而言，康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在京师、上海办“强学会”，两次去桂林讲学并办“圣学会”，而他的弟子在上海办《时务报》、在澳门办《知新报》，名著一时。这些在当时亦可谓“自下”方案获得成功。
欧榘甲虽然提出“自上”“自下”两案，但看来他本人更主张“自下”。他在《时务报》第50册上发表《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从圣贤经典而大讲民义，从泰西现状而大讲民强，称言：
中国之不变，非在上者之咎也，吾民之过也。欧、米之致治，亦非其上者之能也，其民为之也。人徒观今日之乐耳，孰知其百年前之民之困苦乎？夫其百年前之情形，岂有异于我今日哉？……夫吾在上者之于民也，未尝禁之，使不得变也，而时又非不能变也。而竟柔脆枯槁，甘滋他族，奊诟无耻，以待奴隶。无人焉振兴文学，撢求政治，崇工艺之宏规，发农商之大业，以御外侮，以图自存者。何也？曰：未能通知大地变法，皆民为之之故。[96]
欧榘甲的这篇文章说明“未完”，后又没有续篇。这很可能是《时务报》内部矛盾所致，也有可能他自己都说不下去了，即“柔脆枯槁”的下层，“无人焉振兴文学”等诸事，又如何效法欧、美来担当变法之纲。但从这篇未完的文章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变法“自上”“自下”两方案之中，欧持“自下”论。
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所持者为“自上”论。他在《时务报》第21册上发表《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称若与西方相比，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经济、文教诸方面管控能力较小；由此而呼吁：
事者权之母也。中国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未能事事而畀以权，则权不在秀民而在莠民。故今日之中国，莫若尊君权便，君权之党，大索权于国中，十日而不得，君子曰：盍事其事矣。[97]
麦孟华提出了“秀民”与“莠民”，也提出了“君权”与“君权之党”。他显然自认为是“秀民”，也希望成为“君权之党”，这里面也隐隐提出了权力路线，即由“秀民”而进至“君权之党”来主持变法。除此之外，麦还在《时务报》第22、24册上发表《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是“汰冗”“专任”“久任”；然后听任宰相、部臣、督抚等开府辟士，选用人才；然后“停捐纳”“严保举”以整顿吏治；然后设立“商部”“农部”“学部”。所有这些，只能依靠君权来进行。[98]梁启超奉旨进呈《变法通议》，还将这一篇文章收入，与梁的其他政论文章一并进呈给光绪帝。[99]
康有为的弟子陈继俨是“自上”“自下”两论并举者。他在《知新报》第41、42册上发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在德国占据胶州湾的严峻外交局势下，他主张联美而反对联俄。由外交而至内政，他称言：
其一联之自上也。夫俄之兴也……日人之兴也……今中国诚能早定大计，新我旧邦，罢左雄限年之格，其耆老而无用者黜之使退；定正始服官之簿，其识见仍守旧者放之归里。大辟公府，征天下之士，广集公议，聪一人之听；降至尊以交国人，变刑律以合公法，大去防弊之官制，痛改无用之科举；然后示人更新之端，布于万国，保我太平之约，立以十年，天下事或可为也。
其一联之自下也。……然则联之之法将奈何？曰：立民学以植其基，则智识日开，才不胜用，而人皆事其事矣；开民会以联其气，则手足相助，痛痒相关，而天下事无不举矣；练民兵以防其变，则内患可辑，外变可弭，而天下无几倖之心矣；伸民权以平其势，则纵欲者不得逞其谋，受屈者咸得理其情，而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行民政以便其用，则士伸于学，农伸于陇，工伸于肆，商伸于市，而人无贤不肖，皆得以周知一国之政，而振刷整理之矣。
陈继俨此文发表时，康有为已经到了北京，并上有“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三策，其第一策就是“择法俄、日以定国是”。[100]陈文中的“自上”，以俄、日为榜样，所言诸政策，与康有为此期与此后的政治诉求是大体一致的。陈继俨此文发表时，梁启超已经到了长沙，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并积极参与南学会的筹办之事。陈文中的“自下”诸政策，即“民学”“民会”“民兵”“民权”“民政”五策，除了“民兵”一项外，其余与梁启超此期的政治操作也是大体一致的。陈继俨由此称言：“豪杰之徒，振臂而呼于上；议论之士，奋舌而言于下。”[101]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充当了“豪杰之徒”和“议论之士”的角色。
由此，我以为，狄葆贤所记光绪二十三年秋康、梁在上海之会见，所议之“渐进”“急进”之两宗旨，若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自上”“自下”两方案而已。
以上所讲的“自上”“自下”，并不是清朝国家的变法路线，而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改革清朝政治的入手起点，即康党如何走“自上”之路，如何行“自下”之策。
就“自上”而言，光绪帝本人的性格与经历注定其不会成为彼得大帝，若要成为明治天皇也缺乏相应的政治环境。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本意是利用光绪帝来主持类似俄、日式的以君权行变法，其决定性的条件是康本人能进入清朝政治的核心圈，以能实行政治操控。这就不是康及其党人所能决定的，主动权在光绪帝及其军机处的手中；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慈禧太后的同意（对于后一点，康及其党人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从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而言，康后来走的是“自上”之路，并将“制度局”“懋勤殿”当作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就“自下”而言，徐勤提出了“粤东商务公司”和“铁路”，麦孟华提出了“公司”，韩文举提出了“乡师”和“中西义学”，刘桢麟提出了“商会”和“工艺厂”，欧榘甲提出了省、县、乡三级“学会”“农会”“工会”“商会”，康有为在广西还有修路之类的设想，这些都需要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的权力支持，也是康及其党人无法操控的。康党作为一个书生团体，此时所想再多，而真正能做且可获成效者，即是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大力呼唤的“开民智”。我在前文提到，康有为的办学、讲学、办会、办报属于“自下”的范围，也正属于“开民智”的范围，康党还想将此做大。光绪二十三年初夏，梁启超给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光的信中称：
南海先生顷游各省，所至讲学，欲以开风气，觉后贤，以救天下。去冬游桂林，开圣学会，祀孔子，译西书，桂士咸集，殆将大振。秋间将游湖湘，入巴蜀。来年二三月间，或取道秦晋，以如京师。彼时启超或能从游，当可畅聆教益。[102]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由两湖到四川，到陕西、山西，然后到北京，是一个非常大的讲学计划，以能传播包含“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甚至部分“大同三世说”的“康学”。而这类“康学”的传播，在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中，称之为“传教”。康有为后来去了北京（“自上”），未成此行（“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