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呈本与抄本的内容核查及做出相关判断的理由
我以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变法通议》，应当是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进呈的。而这两个版本中，甲本很可能是进呈本，乙本很可能是内府抄本。也就是说，原题签中两个版本皆称“内府抄本”，其中甲本的题签有误。
我之所以认定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变法通议》由梁启超进呈，证据有以下四项：
一、从甲本和乙本来看，每一卷都注明“举人臣梁启超撰”。如果是内府自行抄本，应当没有这行字。
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同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厉［励］，遂有是命。”[9]根据这一说法，《变法通议》一书，是梁启超在光绪帝召见之后奉旨进呈的。
三、也是最关键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时务报》进行连载的论著，从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至第43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共有21次刊出。[10]若将梁启超在《时务报》之所刊，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变法通议》相比较，两者在内容上有着不小的差别。就甲本和乙本的具体内容而言，可以看出以下情况：
甲本第1册《变法通议上篇》，除了在《时务报》第1、2、3册刊出的《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三篇外，另增加了《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第四》《论中国之将强第五》两篇，该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时务报》第9、31册上，发表时作为单独的政论文，并未注明与《变法通议》有关系。[11]乙本的文字与甲本相同。
甲本第2册《变法通议下篇》，收入了《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古议院考》《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治始于道路说》《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五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时务报》第1、10、15、22、24、33册上，皆未注明与《变法通议》的关系。[12]其中《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一文，在《时务报》发表时，作者署名为麦孟华，然在甲本中，“麦孟华曰”皆改为“梁启超曰”。在《治始于道路说》一文之最后，甲本还增加了一大段：
今之谈洋务者，不曰联俄拒英，则曰联英拒俄……故有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与予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印度。
经细查，这一段文字，属梁启超的另一篇文章，题名《论加税》，最初发表于《时务报》第5册。[13]由此合计，《变法通议下篇》共收录与《变法通议》并无关系的六篇政论文章。乙本无此卷。
甲本第3册《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一之中，《学校总论第一》即发表在《时务报》第5、6册上的《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论科举第二》即发表在《时务报》第7、8册上的《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14]乙本的文字与甲本相同。
甲本第4册《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二之中，《论师范学堂第三》即发表在《时务报》第15册《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论幼学第四》即发表在《时务报》第16、17、18册上的《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15]乙本的文字与甲本相同。
甲本第5册《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三之中，《论译书第五》即发表在《时务报》第27、29、33册上的《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论学会第六》即发表在《时务报》第10册上的《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会》。[16]乙本的文字与甲本相同。
甲本第6册《变法通议学校篇》卷四之中，《论女学第七》即发表在《时务报》第23、25册上的《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附·戒缠足会序》附在《论女学第七》之后，即发表在《时务报》第16册上的同名之文；《学校余论第八上》即发表在《时务报》第39册上的《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学校余论第八下》即发表在《时务报》第36册上的《学校余论：变法通议三之余》。[17]乙本无此卷。
乙本《变法通议学校篇附湖南时务学堂课程》，即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第49册上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和发表在《中西门径书七种》中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合编而成。[18]甲本无此卷。
与《时务报》相对照，梁启超将《变法通议》的篇目进行了调整，没有按照其发表时间的顺序和原拟篇目题名，并加上了与《变法通议》并无关系的11篇政论文或课程内容，而在《时务报》第43册上发表的《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金银涨落》一篇，梁启超未进呈。以我个人感觉，梁未进呈该文的原因，很可能是认为与当时的变法形势不相适应，此时朝廷还来不及考虑此类技术性的问题。
光绪帝读过《时务报》，现存的证据有两条。其一是张元济所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张元济给沈曾植信中称：光绪帝“近且阅《时务报》（诏总署按期呈进）、《官书局报》（朱批曰‘平淡无奇’）、同文馆所译《新报》（嫌太少，令多译）矣”。[19]张元济是总理衙门章京，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按期进呈《时务报》，他是知情者。其二是上海道台蔡钧的电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1898年9月17日），总理衙门收到上海道蔡钧呈文：“本年七月十一日奉宪署蒸电，内开《时务报》第五十一册所载各书目，现奉旨签出交沪关购办，希即照单开念八种迅速购齐京，幸勿稍迟是要，仍望电复……”[20]“奉旨签出”一语，说明光绪帝之交办事件。
“内府抄本”，应是内府书吏奉命去抄写，而这个命令应来自光绪帝。如果说光绪帝因看到《时务报》，命内府人员去抄录，必不可能抄录在《变法通议》之外的11篇，更不可能抄录麦孟华之作，至于《湖南时务学堂章程》中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梁启超未刊于报刊上，内府人员也无从抄录。这就反过来证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两个版本，只能是梁启超编集、提供的。
四、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已成为清朝在政治上的禁忌，内府不可再去抄写梁启超的著述，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似无可能下达此类旨令。即便真下有相关的谕旨，内府抄写本也不太可能每卷注明“举人臣梁启超撰”的字样。
我之所以推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变法通议》的甲本很可能是进呈本，乙本很可能是内府抄本，主要是依据是书的形式和抄写方式：一、甲本用黄纸面、较细的黄丝线装，装帧较简，比较符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在野的身份与经济能力；乙本用黄绫面、黄丝线装，装帧精美，本是内府的习惯做法。[21]二、甲本由多人抄写，字体不一致，但抄错的地方较少，说明对内容比较熟悉；乙本用当时标准的馆阁体抄写，字体比较一致，说明是专业的抄手，但抄错的地方较多，当年挖补的痕迹，因100多年来糨糊变黑而特别明显，说明对内容不熟。其中《湖南时务学堂分月读书课程》的“几何原本、形学备旨”“代数术、代数难题”“代数积拾级、微积溯原”等书名皆是连写，很难看出是两本不同的书籍，似为未解其意。当然，关于这一方面的推测，还需要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藏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孔子改制考》（九卷）进呈本、《波兰分灭记》进呈本、《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进呈本，一并拿出来进行比较对照，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来。
至于梁启超进呈《变法通议》（即甲本）之后，为何会另有一内府抄本（即乙本），其原因不明。如果可以做“大胆假设”的话，我推测，这一抄本很可能是光绪帝准备进呈慈禧太后的，以能影响其思想。康有为最初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等书，由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进呈慈禧太后，然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档案材料来看，慈禧太后并没有发回。[22]光绪帝为此只能命康有为再次进呈《日本变政考》。[23]以《变法通议》的抄本进呈慈禧太后，光绪帝手上可有一自用的备份。然而，这只能是推测，我根本无法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