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梁启超到湖南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由此至次年二月离开长沙，共住了大约四个月。[25]对于这一段经历，梁后来多次称其在时务学堂授学时曾宣传“民权”。1921年，梁作《清代学术概论》，称言：
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26]
1922年，作《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称言：
……除堂上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27]
1926年，作《蔡松坡遗事》，称言：
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28]
据此，我以为，梁启超此期在时务学堂所宣传的“民权”，仍是由《公羊传》《孟子》等中国传统经典中引申出来的“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是大相异趣的。
大约在梁启超离开长沙前后，湖南时务学堂将堂中的相关材料，合编为《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共四册。其第一册为梁启超著《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和《答问》——收录李炳寰等30名学生的提问，由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湘南一一做批复。其第二、三、四册为《札记》三卷，收录李炳寰等28名学生的《札记》，由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湘南一一做批语。[29]
湖南当时是一个思想保守的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为开风气，特设时务学堂；以梁启超出任总教习，是其在《时务报》上放射出的光芒，即当时万口传颂的《变法通议》。梁在该作的《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篇中倡言：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0]
又在《学校总论》一篇中倡言：
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1]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关于学校的内容有《学校总论》《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简单介绍了日本教育体制（小、中、大学与师范），强调首先要在各地建立小学堂与师范学堂；强调了女学的重要性，也强调儿童学习的特点。[32]从这些言论来看，梁是一位近代教育的倡导者。[33]
那么，这位近代教育的倡导者主持一所新学校又会怎么样呢？从《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来看，情况却大不相同。
梁启超为时务学堂制定了《学约》，共计十条：立志、养气、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从具体内容来看，似为更多注重学生的“精神”建设。[34]梁为学堂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了具体的读书内容。梁还为学堂学生撰写了两篇阅读指导的文章。其一是《读〈孟子〉界说》，共有十五义，其二是《读〈春秋〉界说》，共有十一义，皆用“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予以解读。[35]以如此偏激的学说来教育学生，与近代教育所强调的学术中立的态度并不吻合，而成了主义的教育——大力宣传康有为学说，尤其是“大同三世说”。
先来看《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的《答问》，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主要学习方法，共计有30名学生提出102个问题。[36]我举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观念。
学生邹代城问：
《界说》九，性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有善有恶；太平世，性善。《记》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语》云：“性相近，习相远。”则性似无恶。人之所以有善恶者，习使之然也。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窃疑，谨问。
“《界说》九”指梁启超《读〈孟子〉界说》的第九义，即“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致”；梁称：荀子为小康学者，言性恶；孟子为大同学者，言性善。“天命之谓性”一句，典出于《礼记·中庸》。“性相近”一句，典出于《论语·阳货》。“少年若天成”一句，典出于贾谊《治安策》（《汉书》卷四十八）。邹代城根据此三条经典，不从荀也不从孟，认为人性本初无善恶，善恶为后天所生。此一问，涉及孟子学说的根本，也牵涉“大同三世说”。梁启超批复：
荀子曰：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伪字，从人从为。谓善，乃由人为也。纯任天者，必恶；纯任人者，必善。据乱世之人，纯任天；太平世之人，纯任人。此理近西人有斯宾塞尔一派极演之，实中国所旧有也。[37]
梁没有直接回答人性之本初，而是转到“纯任天”（天然、天性、本性）与“纯任人”（人为、人的奋斗、人性）的命题。在当时的词汇中“天”与“人”的概念并不那么精准，梁却用“纯任”这一极而言之的词汇来表示。梁又称严复刚介绍进来的斯宾塞尔学说（“天演论”）亦是如此证明，“此理”实际上还是“中国所旧有也”。[38]
学生周宏业问：
读《滕文公》篇，似滕文公亦能用孟子之言矣，然其弱削如故也。岂“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乃如此耶？想孟子行教之人，断不言行不顾若此。请问其故安在？
“《滕文公》篇”，指滕文公听从孟子的意见实行三年之丧，向孟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并派毕战向孟子问井田制；“大国五年”一句，典出于《孟子·离娄》：“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天下。”意指如果效法周文王，大国只需五年，小国只需七年，即可将其政事推及至天下。周宏业认为，滕文公既然听了孟子的话，滕国为什么还会“削弱”，滕国虽是一小国，为什么没有在七年之后“为政天下”呢？周宏业对孟子的治国之经和言说一致性表示怀疑。梁启超批复：
问得很好。然滕文当时实未尽行孟子之言。凡任一人，举一政，必尽其所长，乃可责其成效。若仅行其一二端，则有时反以生弊而已。今日中国行西法，是也，行之无条理、无片段，而反咎西法之寡效，可乎？观毕战问井田以后，更无下文，则滕当时必未尽行孟子之言，明矣。行孟子之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瑞士弹丸黑子之国，而西国凡有大政事，皆会议于此焉。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39]
梁强调孟子的治国之经是好的，但必须全行方可有效，指出滕国没有实行孟子的“井田”之策；然后话题一转，称美国和欧洲正在实行孟子的治国之经，美国（大国）和瑞士（小国）由此而明见成效，已经在“为政天下”了！
学生陈其殷问：
尝闻不能保国，亦当保种，不能保种，亦当保教；又闻欲治天下，必进据乱为小康、进小康为大同。然既言大同矣，何必保种乎？何必保教乎？窃不敢无疑焉。
陈其殷提到的内容，当是梁启超等人在课堂上的宣讲。他的疑问是，既然大同是世界性的，无国家，为什么还要保种？既然大同是必定来到的，教本来就是其纲，还用得着今天来保教吗？梁启超批复：
吾固屡言当发明小康之义，以治今日中国之天下，发明大同之义，以治他日全地球之天下矣。然则今日安得不言保教耶？即他日大同之极轨，亦望食教主之福，尤不能不言保教也。[40]
看来梁启超在教学中已经确定“保教”（主张康学的孔教）、“保种”（中国人）、“保国”（大清）目标，并确定其顺序，回答时也只言“保教”，回避了“种”与“国”。“教主”指孔子。[41]儒学此时更多的还是“学”非为“教”，既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仪式，也无一定的世俗权力。梁启超在此是助其师康有为创制立教。梁后来称其在时务学堂“醉心民权革命论”，我以为，此中的“民权”是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此中的“革命”是包括立教在内的思想革命。[42]
接着看《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的《札记》，这是梁启超最为强调的学习方法，共收入30名学生的札记。[43]我举以下五个例子，继续说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观念。
学生李炳寰作札记称：
夫仁义者，大同之道也，圣贤者，心乎大同者也。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固非孟子之心。利吾一域而八荒不被其泽，亦非师圣贤之道。今使举中国之士大夫和衷共济，匡救国难，力行仁义，发明圣教，则中国之勃兴，可立而待。然先利中国可矣，独利中国则非大同之道也。圆颅方趾黄白红棕之人，皆戴天履地者也。香、澳、台、澎之民，何罪而为奴虏？波（澜）［兰］、印度之人，何罪而为鱼肉？越、缅降为附庸，暹、韩贫弱不支。欲视为大同，纳之衽席，固非孔孟之徒，莫能语此。然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究何起点，万不至束手无术，徒若耶稣之身钉十字、释氏之苦行雪山而终无益于苍生也。
“利梁一国”一语，典出于《孟子》的第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由此讲了“利而国危”的道理，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天下不收其利”一语，典出于《孟子·尽心》：“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梁启超撰《读〈孟子〉界说》，其第五义是“‘仁义’二字为孟子一切学问宗旨”；其第七义是：“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44]梁对墨子的“兼爱”思想也一直很赞赏。[45]从札记中可见，李炳寰对“大同三世说”有着很好的理解，首开“仁义”，接述“师圣贤之道”，颇能融会贯通。但他初习“大同三世说”，即认为中国的勃兴可以立待，心思已想到了全球，担心不通孔孟之学的各国又何能进入“大同”之界，亦不理解拯救地球的“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又该如何着手，起点在哪里？对此，韩文举作批语云：
仁字有大纲，有条目，固非空言已也。试从汝身先想之，以次而推及一家一国与天下。《中庸》曰“本诸身，征诸庶民”，正是此意。
“本诸身，征诸庶民”一句，其文为：“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意是君子实行的道，是绝对正确的，由自己做起来，证明给庶民看。韩文举亦从孟子的结论“仁”字出发，要求李炳寰由自身做起，再推及家国天下。（李炳寰三年后果然成仁，殉难于自立军之役）梁启超再作批语云：
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民，由中国以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者，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其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数年，尚未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倪，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今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以发心灵浚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凭借，以为思索之基，先读西人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略得其概。至所云起点之处，则西人之息兵会等，亦其一端也。[46]
梁启超仍是从“仁义”出发，谈到了大同小康。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宣称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穷思极虑”“条理极详”，并宣称“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西方各国目前对康有为所思之条理，已实行者仅一二，未实行者有八九。梁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富国学之书”，大约是指《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法思德（Henry Fawcett，1833—1884）著，同文馆汪凤藻译。《佐治刍言》，英文书名简称Political Economy，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应祖锡译。两书皆是政治经济学著作。[47]梁让李炳寰以此为基础，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大同”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话，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过”地“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这正是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教学效果。
学生蔡艮寅（锷）作札记称：
孔子讥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何以？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生非贵族，不可以闻国事，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自秦以后，二权略伸，孔子之功大矣，然流弊无穷也。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扞格之虞矣。
蔡锷此时不满15周岁，札记的文字也是比较稚嫩的。“孔子讥世卿”，典出于《公羊传》隐公三年：“《经》：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羊传》宣公十年关于“齐崔氏”，也有相同的内容。这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论据。梁启超据此认为：“《春秋》之意，讥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48]在前引《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梁还阐发了“讥世卿”一义对多君世转为一君世的作用。蔡锷对此说不甚理解，有所误会，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世卿当政，征战不已，君权、民权皆不伸；秦之后，采用孔子的制度，废除世卿，君权与民权“略伸”，而又“流弊无穷”；今应采用西方的“议院之制”，然因“心不相属”，难以实行。蔡锷此篇札记，前段公然指责孔子，后段竟称西人之法“尽善”，没有说明西人之法“尽善”实为采用孔教精义之效，与时务学堂所倡导的“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完全对立。梁启超见之，甚为震动，写了两条用词相当严厉的批语。前一条云：
“流弊”一语极谬。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汝殆鉴于今日科举之极弊而发此言也。然凡行一制度，必条理始末具行之，然后可。苟仅行一二而已，适见其弊也。今日之学西法，是也。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而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欲得人才，乌可冀也。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谓“流弊无穷”，何其谬也！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读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
从批语的行文来看，当批在蔡锷札记“西法何？议院之制也”之后。梁启超两处指责蔡锷“流弊”的说法，称孔子讥世卿、立选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后人奉行不善，未行孔子以“学校”来“教士之政”。梁此处维护孔子的思维逻辑，与前引答周宏业之问是一致的。梁还称，“议院之法”是孔子“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这又与前引《古议院考》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但是，《古议院考》中没有一条思想资料引证于《春秋》，梁此处却又称“议院之法”“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这是梁不从经、不从传，亦不从董解何注，而用“代数”等多种方法寻找出来的，并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中进行推广。[49]后一条批语云：
此固是矣。然亦知心必如何而后能公、如何而后能一乎？必举国之人，见识相等，然后其心能一。譬诸有十人于此，皆君子人也，而守旧党五人焉，开新党五人焉，则其势必不能一也。故必有术开天下之智，使之相等，则不求一而自一矣。不然，日日痛恨于人心之不一，皆空言耳，何补于事哉？[50]
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守旧”与“开新”也不必“一也”。从世界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因“混天下为一心”而实行民主制度。蔡锷的设想本有问题，而梁启超更进一步，要用“开天下之智”的方法，使“举国之人，见识相等”。从梁在时务学堂“开智”的方向来看，其“见识相等”，即将“见识”最终归于“大同三世说”，就像他力图挽回蔡锷认为西人之法“尽善”的错误“见识”一样。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新民说”，只是不再含有“大同三世说”的内容了。
学生杨树达作札记称：
孟子曰：“民为贵。”又曰：“民事不可缓。”此即泰西民主国之权舆。中国自汉、唐以来，君权最尊。今日欲伸民权，或恐筑室道旁，且启以下凌上之渐，即泰西各国亦有分为党与者。欲收其益而去其弊，其法安在？
杨树达是班上年龄最小者，此时不满13周岁。他很能理解“大同三世说”，称孟子的思想开启了西方民主国的通途。[51]“筑室道旁”，典出于《诗·小雅·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意指盖房与路人商量，将是怎么样也盖不完的。后又引出“筑室道旁，三年不成”之谚，暗指议会将只会空谈。[52]杨树达的札记，实际上是提问，即如果要实行议会制，如何能收其益而防其三种弊害：空谈议论而一事无成、以下凌上、西方议会中的党争。韩文举作批语云：
所以必俟民智大兴，乃可言民权。今日而言民权，是取乱之道也。虽然天下未有有利无弊之事，能如英国之君民共主，则得其中矣。[53]
韩文举的答复，根据康有为、梁启超此时的思想；然他没有指出西方的党争，即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存在形式，很可能与杨树达一样，也认为是其弊害。他还提出了“君民共主”，即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提到的“一君世”（小康）的第二阶段，认为“君民共主”可以防止一些弊害；然英国此时实行的政治制度，与德国、日本不同，已不是“君民共主”而是议会制了。杨树达、韩文举对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的理解皆有偏误。
学生唐才质作札记称：
有权力之世界，有公法之世界。孟子曰：以力服人者，此权力之世界也；以德服人者，此公法之世界也。故仁者能处公法世界，智者能处权力世界。如汤与文王者，公法世界之人也。大王与勾践者，权力世界之人也。方今泰西各国，以俄国为权力之世界，美国为公法之世界。惟中国则几至于无政、无事、无学、无权、无力、无公法之世界，而未知所底，岂不痛哉。
唐才质力图按照“大同三世说”来解释中国历史与世界政治。“公法”也是康、梁此时所用的分析概念。然公法与权力有相通点，只有到了“大同”的最高阶段，权力才会消失。梁启超由此进一步启发唐才质，作批语云：
仁者能造成公法世界，智者能造成权力世界，所论两种世界，极通。权力世界亦有两等，一据乱之权力，二升平之权力。公法世界亦有两等，一升平之公法，二太平之公法。今俄国之权力近于升平矣，美国之公法亦不过升平而已。故吾尝谓今日乃升平之运也。[54]
梁由此说明，没有太平之权力，也没有据乱之公法；权力与公法，在“三世（据乱、升平、太平）六别（酋长、封建及世卿、君主、君民共主、有总统、无总统）”中各有着不同的位置。他不是按照西方政治学（民主思想）来解释俄国与美国的两种政治制度，而是在“大同三世说”中归置其位。
学生戴修礼作札记称：
在讲堂听梁先生谈学术宗旨，其大意以保教、保种为志，日后孔教必行于五大洲。窃谓开辟以来，中国尽心于教，泰西竭力于物。迄今中国教益日明矣，泰西物益日格矣。泰西格物之学必东行于亚洲，中国孔教亦必西传于泰西。其行于五大洲之途有二：东由日本传于美洲、澳洲，日相伊藤博文之欲兴中学，其起点也；西由俄罗斯传于泰西诸国，迄于非洲，俄罗斯自康熙以来遣学生至京师大学，学中学，近又多译我中国书籍，亦其起点也。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收入札记最多者，即是戴修礼。此札记提出一种很奇特的观点，即东方（中国）的精神对西方的物质，互传互补；其设计的孔教传教路线亦很奇特，东线以日本为起点，西线以俄罗斯为起点。伊藤博文欲兴中学，我还没有查到其出处。俄罗斯学生是由俄国政府派出的官学生，随着北京东正教教士团的换班而来北京，住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也学习满语与藏语，以了解清朝的政治、社会、文化各情。清朝政府派国子监助教进行讲授。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到同治三年（1864）结束，共派出十三班共计49人。他们是俄罗斯汉学的“起点”，其中也有瓦西里耶夫院士那样的俄罗斯汉学的高峰。[55]然而，俄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向东扩张，如何又成为“孔教西传”的起点？戴修礼的这篇札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提到“保教”“保种”，却没有提到“保国”。梁启超见之，极为赞赏，作批语云：
高掌远蹠，目光如炬。然必深明于教之宗旨，然后可以传也。诸生其勉之！[56]
梁之所以赞赏此篇札记，是其符合《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第十条“行教”。梁在该条对学生要求道：
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57]
从梁启超这一段办学、治学、传教的话，又应该如何去观察和评价其“民主”思想的性质？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收录的《答问》与《札记》，弥漫着“大同三世说”的气息，看不到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精义。[58]然从这些《答问》与《札记》中，我也吃惊地发现，大多数设问和议论都从《孟子》和《公羊传》中所发，这些学生还读其他书吗？
梁启超拟定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时务学堂的学习内容分为“溥（普）通学”（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和“颛（专）门学”（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并开列了十二个月的“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从这些书目来看，“康学”是其主体，且前三个月的“专精之书”是：一、《礼记·学记、少仪》；二、《管子·弟子职》；三、《孟子》；四、《春秋公羊传》；五、《公理学》。前两部书，该章程没有规定。关于《孟子》一书，该章程规定：
先阅学校报中《读〈孟子〉界说》，其余按学校报中《孟子今义》求之，半月可卒业。
即要按照梁启超的《界说》来读《孟子》。由于看不到“学校报中《孟子今义》”，也不知梁等人给学生下发了什么“今义”。关于《春秋公羊传》，该章程规定：
先阅学校报中《读〈春秋〉界说》，其余按学校报中《〈春秋〉公法学》求之。
仍是要按照梁启超的《界说》来读《公羊传》。至于《〈春秋〉公法学》为何，因不见其“学校报中”之文，难以理解，但该章程“涉猎之书”有“公法诸书”，并提出阅读要求：
《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略窥“公法”之书，乃易通也。
由此可知，“公法”指当时已译的《国际公法》之类的书籍，《〈春秋〉公法学》应是根据《春秋》“大同三世说”来编写的类似于“公法”的读物。[59]关于《公理学》一书，该章程解释道：
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向未有此学，其详别见。
此中的“圣经”，似为包括《春秋》《孟子》在内的经典。[60]而从解释中可见，《公理学》一书，应与康有为早期撰写仿效几何公理的《实理公法全书》有关联，康书开列了“实理”“公法”“比例”等名目。该章程规定：
其书按次印入学校报中。学者治《春秋》，既谙诸例，即当求公理，以互相印证。[61]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所录梁启超等人的批语中，“公理”“公法”“比例”“几何”等义项，多有叙述。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用这样的解读方式，让学生专攻《孟子》与《春秋》，必然会产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出现的提问与札记，这恰是梁启超等人所希望得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从这些提问与札记中，可以看到这批青年学生的激情、好学、勤思与使命感，这也是梁启超等人辛勤教化引导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反对梁启超的“汨罗乡人”称：
梁之在学堂教习也，《孟子》《公羊》外无他经焉，其章程所举各书，装点门面，询之学堂诸生，乃知其不然。
此说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当之处，毕竟只开学了两个多月，后面的书目还没有开始读。“汨罗乡人”又称，所习“皆其师康有为之谬说也”。[62]如果去掉“谬”字，此语是得当的。我以为，梁启超主导的湖南时务学堂，不属近代的普通教育，所习者亦非当时的“时务”，而是康有为主义讲习所。[63]
读毕《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复检在此六年前（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的《长兴学记》，让我忽然感受到温和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递进，方理解梁启超每每忆起湖南时务学堂时，不免那样地激情荡漾。这位24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出场主事，就将其全部的心血与气力都使尽了。[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