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考证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的不同表现和对比中日传统文化在文化创造方面的倾向，探讨在文化中心移动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并结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体系。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提升的重要性，文化创造力实现的表现形式，并阐发了文化创造的倾向问题，即文化创造就其倾向来说可以分为独创性倾向和受容性倾向。进而认为，在多元文化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异文化受容对文化创造的实现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考证了近代之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在生产力、精神力、传承力、传播力、批判力五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进而分析了两国在文化创造力实现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传统倾向，即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文化创造更多地体现为强大的独创性倾向，而日本的文化创造则更多地显现为受容性倾向。

对近代以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力发展状况的考证是建立在文化学和创造学相关理论基础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本书的考证以文化创造为研究视点得以展开，具体来说，基于农耕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考察文化生产力；对比民族文化创造精神以考察文化精神力；对比源远流长的中国“大一统”思想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以考察文化传承力；对比中国近代以前的儒家“异类”思想和日本神道的发展与佛教、儒学的结合和分离以考察文化批判力；基于中心-边缘的文化扩散模式考察文化传播力。

在完成相关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中华文化创造价值观的相关思想和论述，进一步挖掘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分析其文化创造的独创性倾向；结合日本文化的受容性以及深层次的“边境意识”，推论日本文化创造的受容性倾向。

提出了“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的文化创造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近代之前中日文化创造力表现的考察，在近代之前，中国的文化创造具有强大的独创能力，突出地体现为强大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精神力、文化传播力，而日本的文化创造在文化传承力和文化批判力的体现更为显著；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化创造更多的是体现为创造性倾向，即独创和同化，而在中国文化已不具备成为中心文化的情况下，有必要调整中国文化创造的实现形式；这一理念适应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并适时地调整文化受容路径以促进文化创造力的现实转化，最终谋求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