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 日本神道的发展
日本的神道教来源于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弥生时代（前2世纪—3世纪）前期的原始神道。弥生时代前期，原始神道发端于日本人祈求神灵保佑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活动。它是一种认为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其主要内容，以重视祭祀为其主要特点。此时的神道仍然处于一种原始状态，其主要内容和特点与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原始崇拜别无二致。对神秘森林中的水或树的崇拜、山相关的各种神灵崇拜、作为神的使者或者化身的蛇的崇拜，以及天神下凡等神话故事都是日本原始崇拜的表象。但是对这些原始崇拜进行概括总结的话，还不能在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它们的共同起源，也就是说当时的原始神道总体上还只是一种巫术，没有摆脱朴素的升天思想范畴，还不具备后来“神道”一词包含的独特哲学意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王权的扩大和贵族争斗的增加，以巫术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原始神道教已经无法满足当时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原始神道对王权神圣性的维护也显得苍白无力。公元5世纪开始，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意识形态上正处于断层的日本人因为佛教组织严密、法式健全、宗教理论和经文完备而渐渐接受了佛教。日本人受到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刺激，开始从本土文化发掘建立在原始神道基础上的宗教，并为了区分日本固有传统信仰与外来的佛法，将这种宗教形式称为神道。日本关于神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日本书纪·用明天皇纪》中的“天皇信佛法尊神道”[20]一句。
公元7世纪以前，表面上天皇为首的王族掌握着日本的统治大权，但实际上贵族势力依靠着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左右着朝政，王权并不稳固。深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圣德太子（574—622）为了加强王权，在其掌握摄政大权期间，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扶植佛教。如他曾经两次派留学僧人到中国学习佛法，并下诏兴隆佛法。圣德太子推动制定的《十七条宪法》（604）便大力宣扬佛教思想。如其中的第二条“笃敬三宝”（佛、法、僧）和第十条“绝忿弃瞋，不怒人违”[21]就是对佛教思想的宣传。
公元6世纪末，苏我氏贵族独揽朝政，大有取代天皇之势。以中大兄皇子为核心的王族和中臣镰足为代表的贵族联合，经过周密的策划，于645年6月发动宫廷政变，讨伐了苏我氏，从而夺取了朝廷实权。668年，中大兄皇子在近江大津宫正式即天皇位，史称天智天皇。天智天皇建立了新的政府，并开始推行加强王权的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自大化改新开始至8世纪前叶的半个多世纪里，几代天皇的政治重心都是仿效唐代的律令制度，全力加强王权。为了确立天皇中心集权政治的合法性，巩固和发展天皇的权力，几代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一方面利用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巩固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另一方面，极力推动传统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的转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皇室神道的成立。所谓皇室神道以“天皇是神”“皇权神授”为中心思想，将天皇作为朝廷和国家的中心。皇室神道的体系下，原有的中央、地方等各级神社被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同时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神祇官制度、伊势神宫及其斋宫制度等。这样，皇室神道将日本的原始信仰发展为民族宗教，进而成为皇权的精神支柱。日本学者井上顺孝曾经说过：“7纪末由于律令制度的引入，天皇急切地盼望更加有力的中央集权性的宗教体系，神祇官制度得以建立。这样与现代意义上的神道相联系的神道便得以建立。”[22]这里所说的“与现代意义上的神道相联系的神道”应该是指皇室神道。
日本的神道思想虽然对维护日本古代天皇制、统一日本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并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中已经奠定了基础，但传入日本的佛教和儒家思想比神道思想更适合当时统治者的需求，因而先后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加之，随着幕府统治的建立、天皇制的衰落，神道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从属地位，出现了神道从属于佛教的佛主神从、神佛同体之说。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出现集中地体现了神道从属于佛教的现实。这一时期，以神宫寺的建立为代表的“诸神解脱说”、寺院内建造神社进行镇守的“护法神”观念和平安时期出现的日本诸神获得菩萨名号以及“本地垂迹说”等都是当时日本神佛习合的具体体现，这些也说明了当时神道和佛教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并且两者的结合已经被充分理论化。
德川初期，德川幕府在政治上推行“幕藩政治”，而在宗教领域寻求“幕藩政治”的精神支撑也势在必行。正如中国学者王家骅所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也迫切需要一种肯定现世秩序，有利于武士阶级政治统治的现世本位、武士本位的御用思想”[23]。而此时，朱子理学以其富于思辨的精致理论形态，以及对现实封建秩序的合理论证，适时地迎合了幕府统治者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巩固封建制度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将朱子理学奉为“官学”，取代了佛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儒学、朱子学上升为统治思想，而神道还不能像儒家学说那样摆脱佛教而自成体系，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的是由从属于佛教转为从属于儒学，进而出现了神道与儒学相结合的儒神合一的神道思想。儒神合一的代表人物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一开始便把儒学（朱子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藤原惺窝说：“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24]藤原惺窝之后的林罗山，主张“神道即理”，从而为日本神道寻找到了一种更为精辟的理论表述形式。“神道”与“理”同在，“理”与“心”同在，因此“神道”与“心”同在[25]。儒神合一的观点排斥一切意识形态的异学。如藤原惺窝指佛学为“异端”，罗山指佛学为“虚学”，指耶稣教为“妖狐”。这样一来，外来思想在儒神合一的观点下统统被判为“异端”并被扫荡，以维护儒学本位哲学思想的权威统治地位。山崎暗斋以儒家思想附会日本神道思想创建了垂加神道，他用气、五行、阴阳配合神世七代，这实际上是把神道儒教化了。
不管是神佛习合还是儒神合一，这些观点支撑下的神道很明显都不是独立的神道，日本神道的真正独立始于江户时代复古国学家所提倡的复古神道的出现。复古神道是“基于对日本古典的解释，排斥儒教、佛教的影响，主张回归纯粹的日本古代神道的神道学说。江户中期以来，由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提倡，至平田笃胤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26]。
复古国学家认为，江户之前的国学吸收了大量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特别是中国儒学的内容，所以不应该被称为国学，因而需要在排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复兴《古事记》中以天皇为尊、日本民族至尊、国家超上的神国意识。复古国学的先驱荷田春满（1663—1736）批判了神佛合习和儒神合一中处于附属地位的神道。复古国学的确立者贺茂真渊（1697—1796）特别重视研究《古事记》，著《国意考》阐明了日本的皇国精神，并以“皇国之道”反对中国的儒教。贺茂真渊曾批判儒教：“说是通过学习儒学，可以人心贤明，尊敬天皇，但天下的政治由臣下随心所欲地掌控着，最终将天皇流放到岛屿上。”[27]
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提倡建立在复古国学基础之上的神道，即“复古神道”。本居宣长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尤其是《古事记》当中可以找到日本固有的精神。而且，天照大御神是全世界的主宰，他的子孙所统治的日本远远优越于其他的国家。本居宣长著《古事记传》等，极力宣扬日本至上、天皇绝对。复古国学的完成者平田笃胤（1776—1843）著有《呵妄书》《古道大意》等。他与本居宣长不同的是，以研究《日本书纪》为主，认为天之御中主神是主宰一切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神。平田笃胤的来世观中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会到达叫作幽冥界的地方，幽冥界是由大国主所主宰的世界，与现世是一致的。人死后经过大国主审判可以进入幽冥界，成为永生的神。复古神道在政治上宣扬天皇绝对权威的“尊王论”，与幕府末期开始出现的排斥外国的“攘夷论”相结合，即“尊王攘夷”，成为天皇权威绝对化和闭关锁国政策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