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小结
中日同处于东亚农耕经济圈，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农耕经济是中日两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指针，通过对两国近代以前农耕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考察，可以看到近代之前两国文化生产力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农耕源地之一，自商朝（约前1600—前1046）开始便有了原始农耕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前770—前221）便形成了封建农耕经济，进入了农耕文明，并出现了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始终的小农经济形式，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生产力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期即隋唐宋辽金元时期（581—1367），农耕经济就已经走向成熟。日本则是在弥生时代（前300—300）中期才进入农耕社会，而东亚区农耕经济的典型发展形式小农经济在日本的出现则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农耕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出现在室町时期（1338）之后。
生产技术的差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前221—580），铁农具和牛耕技术便在中国得以广泛推广和使用，出现了两牛抬杠式和双辕犁的一人一牛耕作方式；土地整墒技术，选种、留种、播种的栽培技术也开始被重视，并且在北魏末年（533—544）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平安时代（794—1192）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才在日本普及，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也是在17世纪初期才得以完成。
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农耕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应该是粮食产量，但中日两国国土面积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选取两国农耕经济比较发达时期的粮食亩产量进行对比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德川时期是日本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期，1686年每一反稻米产量为1石5斗，一反相当于现在1.5市亩左右，也就是一市亩可产稻1石。而中国宋时南方一般亩产量为2～3石，当时的一亩相当于0.92市亩。可见两国生产力水平的显著差异。
以上差异的出现究其深层次原因来说，是由中日两国文化生产力实现的路径不同所致。近代之前，中国的文化生产力的实现和提升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因为其强大的文化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允许多种文化并存，并将其他文化的优秀生产力因子同化于自身文化生产力的总体生成当中，进而创造了璀璨的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如中国是农耕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其农耕经济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历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进取，同时外来物质也丰富了作物种类，为中国农耕经济的繁荣贡献了力量。日本的文化生产力，在其自身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实现文化生产力的划时代突破时，往往需要从其他文化中借鉴先进的生产力因子，以促进自身文化生产力实现的路径转变。如前文所述，日本从原始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就离不开对中国农耕经济先进经验的引进。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日本进入农耕社会要比中国晚得多，但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却很快，在近代之前也和中国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文化受容在文化创造力实现方面的一个优势所在。
【注释】
[1]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43页。
[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54页。
[3]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65～269页。
[4]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68页。
[5]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465页。
[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024页。
[7]左丘明传，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926页。
[8]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1236页。
[9]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9页。
[10]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1255页。
[11]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14页。
[1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47页。
[1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20页。
[14]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22页。
[15]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第37页。
[1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78页。
[1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76页。
[1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545页。
[19]魏征：《隋书·杨尚希传》，中华书局（1973），第1252页。
[20]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170页。
[21]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4159页。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第1428页。
[23]刘昫等：《旧唐书·李钰传》，中华书局（1973），第4504页。
[2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8～10页。
[2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页。
[2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98页。
[2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545页。
[28]司马迁：《史记·穰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
[29]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
[3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中华书局（1964）。
[31]张衡：《西京赋》。
[32]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
[33]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5]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扎记》，中华书局（1983），第327页。
[36]雅尔哈善：《（乾隆）苏州府志》卷二。
[37]赵鸿钧修，沈家焕纂：《（光绪）新河县志》卷八。
[38]田昌五、漆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第519～535页。
[39]川崎庸之，奈良本辰也：《日本文化史》，有斐閣新書（1977），第7～11頁。
[40]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32页。
[41]高島正憲：《日本古代における農業生産と経済成長：耕地面積，土地生産性，農業生産量の数量的分析》，一橋大學（2012），第10頁。
[42]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72页。
[43]豐田武：《体系日本史叢書》第10卷，山川出版社（1967），第191頁。
[44]正宗敏夫：《倭名類聚抄》卷17，風間書店（1977）。
[45]高橋正彥：《史料日本史》中世篇，慶応通信（1995），第333頁。
[46]高橋正彥：《史料日本史》中世篇，慶応通信（1995），第332頁。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第785页。
[48]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206页。
[49]小葉田淳：《近世社會》，朝倉書店（1955），第219頁。
[50]中村吉治：《日本経済史》，角川書店（1955），第200頁。
[51]楫西光速：《日本における産業資本の形成》第1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4），第59頁。
[52]楫西光速：《日本における産業資本の形成》第1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4），第59頁。
[53]土屋喬雄：《近世農村經濟史論》，改造社（1947），第120頁。
[54]永禄五年（1562）耶稣会士伽斯巴尔、必烈拉的通信，《日本史料集成》第247页，《城市的自治和町民之抵抗》。
[55]羽仁五郎著，马斌等译：《日本人民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33页。
[56]児玉幸多、大石慎三郎：《日本歴史の观点》第3卷，日本图书公司（1974），第214頁。
[57]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