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 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1.“创造”的说文解字
要证明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首先应该从语源上探明“创造”一词的意思。《辞海》中将创造解释为对前所未有的事物的始创。而创造一词是由“创”和“造”两个字互文生意、相互补充，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创”字可以读为chuang（平声），与刃同意，包含创伤、伤害、伐采、疮的意思；“创”也可以读为chuang（去声），包含始造、创作、惩戒的意思。
因此，根据说文解字，“创”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创伤和始造这两种。其中，创造学的研究者一般关注的是始造这个意思。中国创造学代表学者刘仲林教授对中国古典著作中“创”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考察，从考察的结果可以看到，“创”字在《论语》和《孟子》中各只出现了一次，《老子》特别是在《易传》的生生哲学中也不曾出现[2]。但是，正如《道德经》的开头中所说“道可道，非常道”[3]，中华文化本身就有着重视领悟的特征，因而只是简单地通过字面意思是无法探究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创造性思想的，应该在领悟传统典籍深意的基础上挖掘创造相关的价值观。
2.“生生”思想中的创造性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发端于春秋与战国，形成于秦汉时期，之后逐渐发展壮大。而从创造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是存在着与创造相关的哲学思想的。
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有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其意思是说因为文王的英灵保佑，万事为新。可以说，这是创造意识在古代中国最早的描述。《周易》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5]这里所说的“道”来源于一阴一阳的相互转换，而一阴一阳的相互转换又是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此外，老子的《道德经》中谈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老子关于“道”的说明可以理解为对创造的可能性的论述。
所以，《周易》的“生生”思想应该是中华文化中创造思想的根源。《周易》的基本理念认为，阴阳并不是创造了万物，而是天地的根本属性。即，天地根据阴阳的变换创造了万物，因此天地才是万物的本源[7]。
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天地将“德”赐予万物，因而《周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8]。这里的“生”不只是天地自身的生命运动，也是天地的根本德行。而且，天地的“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并永不停歇地创造着新事物。换言之，便是“生生”的过程。根据这种宇宙观，天地的生生不是单纯的机械性的系统，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造世界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物被天地赋予了生命，并体现着天地的精神。
《周易》所描述的“生生”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宇宙观的雏形。在“生生”思想中，天地不只是万物的本源，同时也是生命和道德的本质。而“生生”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部分，描述的正是天地的创造和进化。但是，“生生”思想虽然揭示了宇宙的运行，却没有将作为运行主体的天地和人联系起来，从创造学来理解的话，“生生”思想只是描述了天地或者说大自然的创造，还没有涉及人的创造。因此，将“生生”思想所描述的宇宙观与人类价值观进行联系的媒介就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孟子》和《中庸》中所描述的“诚”正可以发挥这一媒介作用，在继承《孟子》中“诚”的精神的基础上，《中庸》进一步将“诚”形而上，提出了“成己”和“成物”的创造价值观。
3.“成己”和“成物”的创造价值观
“诚”是信用、诚实的意思，是儒家道德观的中心思想。最早将“诚”与天地的生生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9]孟子对“诚”的论述是将“诚”升格为天地之道的一部分。《中庸》一方面继承《周易》的天地观念，一方面发展了孟子的“诚”的思想。《中庸》对“诚”的发展体现在，首先将天地的生生抽象化为“诚”，进一步将“诚”形而上学化；接着对“诚”的特征进行说明，并论述了“诚”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诚”的角度提出对人的要求。这样一来，“诚”便阐明了天地和人的关联性，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
如《中庸》有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10]其包含的深意是说，万物的发生和灭亡都是被到达“诚”这一境界的圣人所拥有的高明、博厚、悠久等特质所诱导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万物的发生便无从谈起。可见，“诚”在中国哲学中是与天地之道有着相同的地位，也是“诚”被形而上的表征之一。进一步思考的话，人如果达到“诚”的境界的话，便可以参与到天地的育化当中。《中庸》的尽性[11]思想便是对人如何达到“诚”这一境界的描述。根据“尽性”的思想，只有达到“诚”的人才可以充分地发挥自身、他人、物的性，从而参与到天地的育化当中。
《中庸》提出了人要达到“诚”所应该具备的“成己”和“成物”[12]的创造价值观。“成己”和“成物”的创造价值观是指：一方面，人要心通宇宙，体悟天地的勃勃生机，把心灵和宇宙大生命的川流相融合，获得“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所谓“成己”；另一方面，人要效法天地生物之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努力创造，正所谓“成物”。“己”是人的内在，而“物”是人的外在，人将内在和外在相融合，才能够到达至诚的境界。同时，《中庸》中所描述的“成己”和“成物”也是中华文化对人文创造和自然创造进行区分论述的开始。“成己”需要依靠道德方面的修养，而“成物”依赖于知识的习得，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融合在人类的文化创造当中。
综上所述，《周易》中的生生思想是中华文化创造思想的源泉。《孟子》《中庸》等典籍通过“诚”这一媒介，阐明了人和天地的关联性、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关联性，并提出了“成己”和“成物”的创造价值观。正如刘仲林所说，中国传统的创造价值观是以“生生”为依据，追求“成己”和“成物”的价值观体系[13]。中华文化中创造价值观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倾向的一个论据，这个论据来源于人文文化的范畴，而在科学文化中的论据应该比人文文化的论据更加明显。如，殷商之前火的使用，周朝文字和青铜器的出现，秦汉时期文字、货币、度量衡的初次统一，以及中医和《千金方》等，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此处就不再一一赘述。可以说这些都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创造方面很早就具备了很强的创造性倾向。
中华文化的轴心大约在先秦的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时期就已经形成。中华文化中的天地观、天人观、“成己”和“成物”的创造价值观等哲学思想被认为是自然创造、人类创造、人文文化创造和自然文化创造的理论根源。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些与创造相关的哲学思想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化在文化创造方面呈现出的是强大的创造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