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　东亚文化圈的中心文化迁移

众所周知，在东亚文化圈，从古代到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中心文化的特点。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却渐渐地远离了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这也就意味着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中心发生了变迁，关于这一点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了以下的论述。

首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界的‘东亚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向日本移动，日本将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37]这一预言可以说是发端于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如上所述，“时”与“势”发生变化，文化中心也会发生迁移。这种理论虽然在战后被认为是美化军国主义、为日本向外侵略寻找借口，但是，内藤对文化中心移动可能性的认识也是值得关注的。此外，福泽谕吉也说道：“日本的国土虽然处于亚细亚的东沿，但其国民的精神已经摆脱了亚细亚的固陋进入了西方文明。”^[38]福泽的“脱亚论”从其本质上说，也是在认为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西方文化占有中心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日本应该尽快地取得与西方对等的地位的奋斗目标。

中国方面，盛邦和在《内核和外缘》中论述了文化的“内核-外缘”二重结构，进而认为东亚文化圈在古代到近代的漫长时期中，中国文化是“内核”，日本文化是“外缘”。但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内核”和“外缘”地位正在发生着互换，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内核和外缘》修订版中，盛邦和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取代了中国的核心地位，成为新的东亚圈文化中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由曾经的‘土地世界’的旧内核，变为当代‘市场世界’的新外缘。”^[39]盛邦和的这种改变正是来源于其根据新的“时”与“势”而对自己思考的修正。虽然字面上没有提及，但是可以理解他所预测的东亚文化圈以及世界文化的中心将是西方文化。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已经远离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位，而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化的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加拿大跨文化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设想的“地球村”^[40]在不断地形成，而世界的文化则以欧美文化为中心，西方文化在地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在边缘地带冲击着边缘文化的价值观和优势地位。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中华文化占据着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位；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在一段时期内变为弱势文化，并将中心地位让给了西方文化。这样一来，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中心发生了迁移。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西方文化强势冲击开端于鸦片战争，而日本则是发端于黑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