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中日文化互动的文化扩散解读
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克特在民族社会变迁理论研究中指出：“各种不同的理论探讨可浓缩简化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即“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Internal Colonialism）”。文化扩散模式是指发达的核心地区逐步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向不发达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区扩散，最终，核心和边缘地区将因为构成各民族内部认同前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条件的消亡而在文化上一体化[8]。
迈克尔·赫克特的文化扩散模式中必然涉及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陈煦和郭虹认为：中心文化是指多民族共同体社会中发达的核心地区的文化；边缘文化是指多民族共同体社会中，处于边缘地区的文化，与中心文化相对应[9]。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多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互动问题。而在文化扩散模式下，近代以前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是中心文化，日本文化是边缘文化。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都有各自的原生文化，这是一种植根于本国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代代相承的文化，显示了文化的本源和民族特质。作为边缘的日本文化受到中心文化扩散和传播的影响，用中心文化话语重新解释和构建原生文化从而出现新的文化样式，即次生文化。原生文化、次生文化以及其他本土化了的外来文化又共同构成了新的日本文化。日本传统的文化批判力部分所论述的日本神道的发展也是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的。原始神道是日本神道的原生状态；在汉传佛教的刺激下，皇室神道得以建立和发展；日本神道在原始神道的基础上，借助于汉传佛教、儒家、道家思想等中心文化话语的再解释和再建构最终形成独立的文化形式。
文化圈的形成离不开不同国家之间构建的文化关系及互动，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并不总呈现出平衡的状态，客观地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边缘的划分依据如下：首先，是各种文化所处的空间区位。从文化地理学上来说，任何的文化都来源于一定的文化区域，而文化圈是多种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共同体必然对应一定的文化空间，而纳入这一宏大的文化空间里的不同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出位序关系，或居于中心地位，主导着共有空间的总体文化形态；或居于边缘地位，与主流文化和其他文化产生相互影响。其次，处于不同地位的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辐射力即文化传播力必然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各种文化之间生产力和精神力的力量对比，因此从文化趋向的大势看，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主次关系。
在多种文化共存的文化圈中，中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主导性和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吸引或者排斥态势。一方面中心文化极大地影响和吸引着其他文化，这里的吸收更多地体现为综合同化；另一方面中心文化往往被作为一种评估和判断其他文化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的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造成了中心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强迫态势，迫使其他文化被边缘化。宗藩关系的形成便是中华文化作为中心文化对日本文化进行评判、边缘化所得到的结果。
边缘文化则更多地表现出中心趋同化。一方面，边缘文化在与中心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可以向中心文化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日本在与传入的中华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积极展示自己的文化创造，以谋求中心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边缘文化也有在更广阔的范围表现自身文化、凸显其文化价值，并希望谋取与中心文化相对等的地位。中日的宗藩交往中“国书风波”“朝贺位争”等事件都是日本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谋取中心文化认同的例证；而宗藩关系的瓦解则说明了日本在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积极谋求与中华文化的对等地位。
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心-边缘的相互文化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中华文化圈的中心文化在近代之前毫无疑问是中华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处于边缘文化的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客观来说让位给了西方文化，当然有诸如内藤湖南、福泽谕吉等一些日本学者预测中华文化圈的中心文化将向日本迁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进入近代以来，文化的发展已经不是像之前那样缓慢，从东亚文化近代化到21世纪的今天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东亚的文化在生产力、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推动下，逐渐地融入到了全球的广阔视野之中，对中心文化的界定已经不能单单地以之前相对狭小的文化圈视野来进行。在经历过西方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冷战对峙等文化阶段后，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化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视域下，相互冲击、相互融合。客观来说，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当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占据着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日本文化都是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
【注释】
[1]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第183页。
[2]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7页。
[3]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第854页。
[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2822页。
[5]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2395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第5637页。
[7]《國史大系》第2卷，経済雑誌社（1897），第307頁。
[8]主要观点参考M.赫克特《内部殖民主义》，转引自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72页。
[9]陈煦，郭虹：《次生模式：边缘-中心文化互动的理论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4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