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 大一统观念的传承
在中华思想和整体思维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大一统观念。大一统的观念是一种多元一体的观念。如《尚书·尧典》中有“光被四表”“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2]的说法。其中“四表”是天下的意思,后面的九族(亲戚)、百姓(国民)、万邦(各个民族)就是天下的构成部分。而此时的天下已有一个中心,尧就是这个中心,这一时期的天下还是一个松散的整体,但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联系。“大一统”观念在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向往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还只是先秦时期哲人的理想,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政治分裂,但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为继之而来的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秦灭六国,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得到了空前的实现。秦始皇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系列措施把中国纳入统一的模式之中。后继的汉朝继承秦朝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大一统局面。秦汉的大一统又以中央集权为中心,所以两个朝代的皇帝都在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家董仲舒系统总结了秦汉之前的中国传统思想,以独到的思想开辟了新儒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董仲舒将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理论形态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春秋公羊传》的“王正月”和“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有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这里是从对元年、春、王的理解和相关联系引出了“王正月”“大一统”的思想。元年是指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指一年中的第一个季度;王是指周文王。而为什么说先讲王而后才讲正月呢?因为用的是周文王历法的正月。为什么要用周文王历法的正月呢?是为了使用天下通用的统一历法。春秋时期,虽然周王的势力衰弱,但各诸侯国仍然是以周王为天子,既然以周王为天子,历法方面本应该都采用周历,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一致。例如《左传》记晋国事常用夏历(以现在农历的正月为岁首,故今农历亦称夏历),说明晋国在当时采用的是夏历。另外这里大一统的“大”字是“以……为重的意思”。表面上看,这里的“大一统”指的是历法的统一,实际上暗含着要恢复到周文王时代幅员辽阔、国家统一的理想政治模式。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对策,董仲舒明确提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建议独尊儒术、实现大一统。董仲舒献策说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反对诸侯分裂割据以保证领土完整;二、加强中央集权以统一政治;三、要独尊孔子儒学以统一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是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心理的帝制儒学,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西汉几个皇帝也都积极贯彻大一统的建议。董仲舒的“大一统”是在秦代法家专制治国的基础上,增添了一套大体源自儒家的观念系统,是一种法儒混合体。即,统治者对百姓的管理可以通过法家有形的赏罚来实现;而对官僚阶级的统治,除了需要政治上的法家奖罚之外,还要依靠统治者以身作则、遵循礼制成为有德者,才可以被广泛地接纳,从而得到官僚和儒士的支持。
从此“大一统”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成为团结、凝聚华夏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强大精神支柱。正是源远流长的大一统观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而这样安详和有层次的文化创造环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有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