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 消极路径——受容Ⅲ型
受容Ⅲ型一般表现为，A文化和B文化接触，A文化取代B文化，或者是B文化取代A文化，这种受容路径所导致的文化受容的结果往往是某一方传统文化的完全消失。其中最典型的是两种文化接触时，A文化单方面地、强制地要求B文化接受，B文化不得不接受A文化，最终丧失本国固有文化的力量。例如，非欧美地区和传统国家的固有文化在被殖民地主义者征服后的解体。另外，A文化或B文化有时也会采取激进的受容方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因为文化虚无主义对固有文化全面否定，这种激进式的文化受容往往是以固有文化的丧失为前提，在受容指向上多显现为消极受容。但是，如前所述，如果只是对部分因素的操作和解释出现了倒退，文化受容整体结构的自立性和积极性仍然得以保持，这时的文化受容仍然是积极性的。即，A文化处于受容Ⅰ型阶段，虽然部分地转化为B文化，但只要不向受容Ⅲ型转移，其受容方式仍然为受容Ⅰ型。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烈的外力作用下，受容路径被进一步细化，各种文化之间更加富有流动性。根据近代殖民主义势力的强弱，出现了四种形态文化受容路径转换过渡：受容Ⅰ型→受容Ⅱ型、受容Ⅰ型→受容Ⅲ型、受容Ⅲ型的持续、受容Ⅲ型→受容Ⅰ型。
受容Ⅰ型→受容Ⅱ型的转化过渡。在这种转化形式中可以看到，即使存在殖民主义，也可以完成受容Ⅰ型到受容Ⅱ型的转化。近代的殖民主义虽然会毁灭传统文化，但也可能使传统文化得到复苏。殖民地化会导致传统文化被人为地破坏，但也提供了把近代文化作为道具激活传统文化的契机。殖民和反殖民的时期，如果出现这样的过渡形式，文化受容的整体结构仍然维持着正向的指向，如果产生双重文化、复合文化的话，反而更容易让外国人理解，成为观光资源和文化资源。殖民地化所产生的受容Ⅰ型→受容Ⅱ的转化形式或者两种受容路径的复合形式，就其指向性而言，政治上是负向，在文化方面则呈现正向。
受容Ⅰ型→受容Ⅲ型的转换过渡适用于在一定条件下受容Ⅰ型→受容Ⅱ型的转化出现挫折的情况。在这种转化形式中，殖民地统治者在政治上使用高压的政治手段，主导着文化的优势、文化的进化论；或者，成为殖民地的传统国家对殖民统治的排斥和抵抗十分薄弱。
受容Ⅲ型的持续是指传统国家的固有文化不能适应被殖民化，没有延续的文化生命力，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走向消亡。而去殖民地化之后，固有文化还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使转换过渡形式发生逆转。
受容Ⅲ→受容Ⅰ的过渡，即使被殖民化，固有文化也只是表面性的消失。在去殖民地化之后，固有文化被激活。转移形态发生逆转，转化方式的指向性有由消极向积极转变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其固有文化的复兴和重建便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15]。
正如戴建方所提及的下图所示，四个转换过渡形态发生的基本因素在于殖民地统治下固有文化的内在机制作用。也就是说，在殖民统治的外压下，内在的机制——文化受容结构性操作和规定的可能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创造力发展的差异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冲击下文化受容路径选择和转化方面的差异所导致。从文化受容的角度来看，中国因为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其文化受容更多地表现为对他文化的同化，而随着近代以来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中国的文化受容并没有取得整体性的成功；而日本一直以来积极受容外来文化，并且习惯于与外来文化的并存和逐步融合，很好地做到了受容Ⅰ→受容Ⅱ的积极转化，有效地避免了向受容Ⅲ的转化，所以其近代的文化更新可以比较从容地完成。本书对近代之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力的对比，正是要印证中日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受容中的传统倾向，进而探求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实现的有效路径。
【注释】
[1]费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88），第120～132页。
[2]赛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88），第228～231页。
[3]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
[4]在各种“中国威胁论”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哈佛大学教授赛缪尔·亨廷顿独创的“文化冲突论”，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二是早先曾经掀起第一轮“中国威胁论”高潮的“干将”罗斯·门罗伙同理查德德·伯恩斯坦提出“中美战略对手论”，声称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对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力增强，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他们断言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发生战争，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中国，必须同日本结盟，共同遏制中国的“扩张”。三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政治悲剧论”，该论调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冲突，不可调和并且不可避免走向战争，这是大国政治无法摆脱的悲剧宿命。赵可金：《理性解读“中国威胁论”》，《学习月刊》2006年第3期，第16～18页。
[5]黄力之、张春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第132页。
[6]杜刚：《全球化视域下文化创造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第30～31页。
[7]潘一禾：《文化安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
[8]赛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著，康敬贻译：《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化》，新华出版社（2004），第1页。
[9]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齐一化、程序化。一般把“文化工业”术语的发明权归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1975年回忆说：“‘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出自《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98页。
[10]欧文·拉兹洛著，戴侃、辛末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0页。
[1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53页。
[13]杜刚：《全球化视域下文化创造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第99页。
[14]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11页。
[15]戴建方：《清末の近代文化の再構築問題（1875—1898）：文化変容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神戶大學博士論文（2007），第14～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