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　本土文化的“普适性”

传教士的文化参与对中国文化的变革有着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没有士大夫能以中国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来与西方或近代的理念价值进行对决。虽然重视近代西方的理念、价值的士大夫很少，有着危机意识和国际意识的少数士大夫，已经了解了现实的残酷性，开始思考如何引入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化、危机之中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生存下去、儒教的理念和价值这一至上信仰的保护能否实现等文化价值相关的诸多问题。

传教士对西方理念和价值的解释偏向从宗教理念和价值的角度出发，他们解释的正确性本身就值得商榷。另外，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当时的士大夫把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知识和给中国社会的建议看作一种新奇的学问而进行吸收。

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说，对最初传教士介绍的西洋文化，士大夫们采取的文化接受的态度并不是十分积极。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宋育仁等士大夫作为外交官被派遣到西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日记的形式展现出来，成为中国人对西方理念和价值的最早介绍。他们完全不懂外语，不能利用自身体验加深思考，只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保持与西方的理念和价值的距离，对西方文明更是冷眼相待。

王韬长期旅居海外，不像郭嵩焘等外交官那样被公职所限，只是作为“近代知识分子”来切身感受西方文化。而且，王韬接触传教士比郭嵩焘等高级官僚要早得多，这样看来，王韬更能从“文化论”的观点认识西方理念和价值，并做出重新构建儒教理念和价值的尝试。但是王韬的言论有超越现实的一面，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得不到长久的认可。

虽然与王韬不同的士大夫不能充分地解读西洋文化的理念和价值，但是他们在思考近代文化重新构建的时候会将如何认识、如何评价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相冲突的价值和理念，作为重要的视点。通过少数派士大夫的言论，也可推测当时士大夫所采取的一般文化行为。

将国内传教士和近代精英阶层的言论与郭嵩焘在内的国际派士大夫的言论联系起来的话，可以发现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也提示了近代文化的一个侧面。

士大夫和传教士的主张都出现了中国文化中不能改变的成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无法改变的东西是被设定好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所认定为不可改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文化中一般无法改变的是作为文化属性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的绝对性，但如果对它进行操作，就会成为文化原则。这样的话，文化原则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可以与文化的自主性进行同步，并可以操纵文化转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