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 明六社与文明开化
旧幕府时代的兰学者在推行西方历法、天文学知识的同时，对于没有科学根据的制度风俗所进行的批判也是自发形成的，特别是幕府末期日本内外交困之际，以兰学为中心的洋学得以成为官学，而随着国家所需要的统治的展开，洋学者对于西洋社会的认知更加深入，议会政治、市民自由、法律平等等问题与日本的未来之间的关系逐渐凸显出来，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当时的洋学者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幕府保持着联系，对于维新政府开始时他们是持批判态度的，当政府的言论允许他们利益的存在时开始倾听政府的声音，诸如日本最早的近代知识分子社团明六社的成员因为利益关系对维新政府采取了善意中立的立场。同时，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必须重视西洋知识的时代，官员普遍具有积极掌握西洋知识的觉悟，这对于兰学者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指导不如说是一种保护。
明六社的社刊《明六杂志》于明治七年（1874）创刊，当时的政府自身就具有站在时代改革的前端的意识和实行力，随着废藩置县的改革的坚决执行、学制的颁布、西洋历法的采用、征兵制度的施行等构成近代国家基石的各项重要政策得以先后展开。维新所倡导的公议会政体的采用、公民平等等政府给予国民的公约得以实现，人们只是在如何实施的方法上有些许分歧而已。但是因为还没有取消言论的法律，所以当日本的言论法律制定的同时《明六杂志》便停刊了。
《明六杂志》的停刊是福泽谕吉在“诽谤律”发布时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赞同。福泽认为必须停刊的理由是在这样的恶意法律之下不可能有自由的主张。不管停刊当时有着什么样的内外情况，明六社的成员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背后都有被政府加以惩罚、被迫反省的意识在发挥作用。与其将停刊事件看作是明六社成员的失算不如说是当时的社会确实是十分重视“洋学”。
不管是福泽谕吉还是西周，或者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人，他们很早就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把移植欧洲的所见所闻到日本作为他们的使命，同时将西学移植到日本也是标榜“文明开化”的日本政府的目的。因此明六社与政府之间并不是敌对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文明开化的追求有所不同。至少日本政府和明六社自身是相信这样的，这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特色。通览《明六杂志》创刊时的前十号刊，能够看到在杂志中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近代社会之后几十年所会面对的问题。创刊号中西周提出用西洋文字来书写日语的论断，可以看到国语标记法已经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而西周的主张在现代来说，都是一种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激进的想法。
此外，《明六杂志》中森有礼的批判日本结婚风俗的文章《妻妾论》也给当时的人们一种唐突的感觉。森有礼认为，基于“人伦之根本”的婚姻正是国家得以坚立之所在。保持日本的自由独立是最为重要的，婚姻之交在日本的确立是国家的紧急要务。而且森有礼也身体力行，于明治八年（1875）一月（《妻妾论》发表的第二年）在福泽谕吉的见证下，本着夫妻完全平等的精神与妻子完婚。森有礼认为并不是因为男女平等是西方的风俗所以才是完美的，男女平等在世界任何一个信奉“人伦之根本”的地方都是值得推行的，这也是明六社成员思想的特点之一。津田真道在《拷问论》的开头写道，近年来欧洲已经废除了拷问制度，而东方的很多国家依然存在着拷问制度，认为本是相同的人类，不应该有此差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六社对欧洲文明的摄取并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是存在着一种“他们是人类，我们也是人类”，应该谋求平等的对抗意识的。
综上所述，以明六社为首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认为，形成西洋诸国社会生活之根本的近代化理论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应该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将这种价值取向引入日本来弥补社会生活的不足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对于人来说用西洋的技术来辅助东洋的道德是一种正确的追求幸福的方法，这一点也与之前的思想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后来的日本学者看来，“文明”这一词语在当时的日本与“西洋”一词对等，而实际上发挥着将西洋文化进行非地域化阐释的重要作用。幕府时代没有西洋文明这一词语是因为攘夷思想十分盛行，人们认为西洋只是东洋文明的辅助而已。“文明”有着“感兴趣”的抽象概念，而这一抽象概念起到了翻转西洋和东洋关系的作用。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语言上的一种诡辩论，如同用“文化国家”来掩饰战争中的失败一样来掩饰模仿西方的现实。而从实际来看，日本对西方的模仿是受到外力的强制而展开的，当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要么失去独立主权，要么发展西洋化的境地之中，只能通过模仿西方来保持人们精神的独立。当时的开化主义者所做的事情虽然是以“人伦的根本”或者人类的“幸福”为目标，但是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不是正在出卖着大和民族的灵魂吗？有礼的结婚仪式在西洋式的宾馆中举行，服装和宴会都是纯西洋方式的；而作为津田真道所提出的不得不废除拷问制度的理由，“不废除拷问制度，我们就不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也就是说真道他们认为采用文明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取得对等的交往关系，但是作为采用西方文明的负面影响他们也不是十分清楚。
但是文明的概念有着一种错觉，是一种可以给时代精神带来活力的有益的错觉。正是在这种错觉的支配下，日本积极贯彻政治独立，而文化方面不惜变为西洋文化的附属的文化接受方式，并在没有任何羞耻感的情况下得以展开。所以，虽然日本采取了极端的欧化政策，但是一直没有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日本人看来，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却不一定如此，老虎以兔子为食，不能说老虎是更加高尚的存在，也不能说鲸鱼会比沙丁鱼更加高级[1]。
日本的开国受迫于欧洲国家的强压，而日本作为弱者追赶欧洲强国，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是否让欧洲人进入日本已经成为关乎日本存亡的问题。关于当时的时局，跟随普提雅廷到达长崎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认为如果允许欧洲人进入日本的话，欧洲人会带着他们的信仰、思想、习惯、规则、商品以及相应的弊端而来；如果不让欧洲人进入日本的话，会来更多的战船和枪炮逼迫日本就范。而作为现实问题来说，将军事从国家组织中独立出来进行近代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方方面面都是在这种强迫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人，他在所著的《西洋事情》中这样说道：“洋船来我邦日久，涉及西洋之翻译亦不少也。其物理、地理、兵法、航海技术等学问，日新月异地辅助我文明之治，加强我军事，其益处良多。尽管如此，私以为只是穷尽西洋之文艺技术，而对其政治风俗不详，在学习西洋技术的同时却不去学习甚至违背西洋治国之道，这样除了给我国带来益处，也会带来弊害。而观各国之政治风俗最好的方法是了解他们的历史。——通过这样了解外国的时局，才能够分清楚应该敌视和友视的东西，以文明对待其友善，以武力对抗其敌对，这样文武之用不会有所偏差吧。”[2]可以看到福泽谕吉所提倡对近代化的指导者西洋应该以好奇和了解的心态去接触，这也是日本人从幕府末期开始接触文艺技术到开始接触和学习政治体制的一种深入，这种深入伴随着日本文化创造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在初期，为了使西洋事物发挥实用性作用，而又不伤国家之本，不去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而当日本人逐步认识到实用技术不能满足日本社会发展的时候，开始着眼于使国民发挥更多积极性不断提高近代化动力的社会制度方面，进而甄别益弊，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