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麦克卢汉所设想的“地球村”正在不断地形成，一个国家想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取得发展迫切地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提升则依赖于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高。文化哲学视角下，文化创造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生产力、精神力、传承力、批判力、传播力构成的一种综合创造能力，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以及文化安全。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和提升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得以完成，即本土文化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异文化受容下的文化再创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在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和提升中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创造倾向，有的国家主要是依靠本国文化的不断独创发明，体现出明显的独创性文化创造倾向；有的国家则依赖于外来文化的刺激进而形成自身文化，并不断受容外来文化进行文化再创造，体现出强烈的受容性文化创造倾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下，多种文化并存与交融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有效地选择文化受容的路径，为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变提供更多的创造性因子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文化创造的相关理论和当今世界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本书完成了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力发展状况的考察和两国文化创造传统倾向的分析，进而参考日本在文化受容过程中文化再创造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创造性古典主义和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创造理念，以期促进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
近代之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力发展状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力、文化精神力、文化传承力、文化批判力、文化传播力这五个方面。
文化生产力方面，中国是农耕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其农耕经济的发展、繁荣主要依赖于中华民族的自立更生和不断进取，同时外来物质的引入也为中国农耕经济的繁荣贡献了力量；日本从原始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离不开对中国农耕经济先进经验的引进。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虽然日本进入农耕社会比中国晚，但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却很快，几乎与中国同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一点也说明了文化受容在文化创造力实现方面的优势。
文化精神力方面，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方面具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文化创造精神指导和支撑着中华民族以自信、刚毅、包容、创新的精神不断创造着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大和民族则具备着综合统一、淳化超上的文化创造精神，使大和民族在物质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的先天环境下，能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深入研究，充分借鉴外来文化的创造性因子，形成独特的日本文化。
文化传承力方面，政治上中国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和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是两国文化传承力的代表性例证。大一统思想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中华意识和整体思维，大一统思想的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爱好和平、渴望统一的愿景，不得不说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一种自发的注重文化创造环境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本的天皇制度因为其神性权威和长期远离政治权力得以世代延续，体现了日本文化独特的传承力。
文化批判力方面，通过考察“异端”思想对封建儒学的批判和佛教积极调整融入中华文化，可以看到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批判力多为内发，并且相对乏力；而日本的神道以有用性和实用性的原则批判外来的佛教和儒教，从而取得了自身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日本的文化创造往往将自身文化的自觉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交织在一起。虽然两国的文化批判都缺乏哲学性，但相对而言，跨文化接触中日本的文化批判力要强于中国。
文化传播力方面，中心-边缘的文化互动充分说明了中日之间文化传播力的发展状态和力量对比。近代以前，作为中心文化，中华文化不断地向外扩散传播，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发展。日本作为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其文化传播力的不断发展在中日之间的宗藩关系的形成、发展和瓦解中可见一斑。受到中华文化辐射的刺激，日本渐渐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谋求中心文化的认同，进而希望取得与中华文化对等的地位。
通过对比考察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力的发展差异，可以发现，中日文化创造的差异与两国文化创造的传统倾向密切相关，具体分析两国文化创造的倾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华文化处于中华文化圈的中心地位，有着独创和同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创造力的实现更多地来源于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变；日本文化处于边缘地位，其文化创造多体现为受容性倾向。正因为如此，近代之后日本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显得得心应手；而中华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未能及时调整文化受容路径和文化创造力的转化方式，出现了近代以来文化创造力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却没能取得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效果，同时，中国经济在长期粗放式发展之后急需转型，这些现实需求以及多元文化一体的国际文化环境都需要中国创新文化创造的模式，进而取得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总体性提升。因此，结合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力的考察和文化创造倾向的分析，本书提出了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的文化创造理念。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符合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首先，这一文化创造理念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理解之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地球村”逐步形成，多元文化及深层次的价值观都在产生着接触、争执、冲突和融合。简单的一元论、二元论、冲突论以及多元论都不能充分地解释和说明当前多元文化交融的状况。而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关注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多元文化的相互接触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强度上都达到了之前所无法比拟的程度，多元文化之间既有共同发展的契机，也有此消彼长的冲突，既有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共同愿景，又有各自文化发展的利益要求。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总体来看，中心文化虽然不像之前那样明显地表现为近代以前各文化圈的中心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形式，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和范围内，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优势地位不容忽视。
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一，中国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性是当前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和奋斗目标，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其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应该关注一切创造力的源泉，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稳步提升文化创造力。创造性地发掘和现实转化需要在传统内发性和异文化融合中寻找力量源泉、丰富创造力转化路径和实现手段。这里的古典主义不是一味地复古，关注的是中华文化传统自我更新的内发性；融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和中体西用，关注的是动态的文化受容。也就是说，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提倡在传统内发的基础上积极受容他文化，从而展开文化的创造和再创造。传统内发和积极受容是两个支点，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为条件；传统内发是载体，积极受容是动力，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实现文化的创造和再创造。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可以加强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立、维系文化安全，对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中华文化的复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注重发掘传统内发性。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无处不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文化创造精神，农耕文化的发源、发展，诸子百家学说的出现、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近代的文化更新等概莫能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之前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长期处于东亚区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因而可以比较从容地将文化的传统内发性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而近代以来，随着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中国文化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受到阻碍，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显得无所适从，尤其是在近代的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将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情况。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创造的发展仍然应该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因而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需要以创造性古典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古典主义提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创造性因子，提倡批判性的继承传统，不是一味地盲目复古和照搬经典；创造性古典主义需要认真地研究中国文化创造的历史进程和规律，从中发现中国文化创造力的发展方向；创造性古典主义要求尊重其他文化，积极借鉴，去伪存真，不断创新；创造性古典主义要求将中国传统的文化创造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结合，认清文化创造的内外环境，激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进而提升中国的文化创造力。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提倡积极的文化受容。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相互交融的文化格局下，文化受容对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发挥着前所未有的支撑和催化作用。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一方面需要将文化创造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传统内发性的发掘和转化之上，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充分地借助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进行文化的再创造。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创造力生成和发展的进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并进行文化再创造的历史，不管是语言、文字还是稻作经济的发展，抑或近代的君主立宪制都能够很清晰地在他文化中找到原型。在对异质文化的受容方面，因为文化的边缘性，日本往往对异质文化中的先进创造性成分十分敏感，并能够选择积极的文化受容路径，在坚持日本独特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创造出并行文化。可以说，借鉴先进文化的有益成分会为本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事半功倍地提升本国的文化创造力。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化受容往往建立在文化中心的优势心理之上，虽然历史上很多朝代都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允许外来文化的进入和并存，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天朝思想下宣扬国威的方式，其结果往往表现为外来文化积极调整融入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地受容外来文化，其中，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正是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念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展开。为了促进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中的多元融合提倡的是创造性地受容他文化，并积极调整文化受容路径。
首先，尊重多种文化的并存。对异质文化不应该一味地追捧或者碾压，求同存异一直以来是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也可以被运用为对待外来文化的整体思维，充分尊重异质文化的存在，加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找到共同发展的契机和途径；另一方面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比如自古以来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伦理思想、爱好和平的民族愿景、和平崛起的中国梦等。
其次，注重在精神层面扬弃外来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不应该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或者体用论，而应该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本国的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扬弃。近代化进程中，鲁迅等学者对拿来主义的批判已经很好地警示了我们，不作分析地盲目照搬误国误民；而体用论是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中国的学者主张“中体西用”，日本的学者提出过“和魂洋才”，可以说都不是很完备的文化融合方式。器物、技术等物质方面的文化受容比较容易实现，而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受容因为其抽象性却显得任重道远，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文化受容，不断向传统价值体系中加入新质，如将人性的解放、平等、自由等观念吸收进本国的价值观体系。
再者，多元融合是创造性的动态的路径转化过程。积极的文化受容包括两种：第一种允许异质文化的存在，并在不与内在文化发生碰撞的基础上受容异质文化，从而创造出并存性文化（受容Ⅰ型）；第二种将外来的异质文化同化到内在文化的行为逻辑或内在价值体系，创造出融合性的综合文化（受容Ⅱ型）。多元融合提倡积极的文化受容路径，警惕可能造成本土文化消亡的消极路径（受容Ⅲ型）；多元融合需要动态地调整文化受容路径，在力量对比不能取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采取平行发展的文化受容路径，而当我们认清楚时代发展脉络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优缺点之后，应该积极内化外来文化，形成受容路径的创造性动态调整。
到目前为止，中日文化的对比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得以展开。如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等角度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发掘文化现象中精神本质而得以展开的文化交流研究、文化要素分析视点下展开的文化构造研究、从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展开的文化论研究以及整体把握中日文化相同点和差异的史学研究等。本书对中日文化的对比考察和研究借助于文化学和创造学的文化创造相关理论，以文化创造力为切入点得以展开。本研究进一步阐发了文化创造的倾向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之前中日文化创造在生产力、精神力等五个方面表现的异同，总结和归纳了中日文化创造的传统倾向。本书所展开的中日文化对比研究从创造和受容的观点出发，紧抓文化创造力这一核心问题，不拘泥于某一具体史实，深挖文化现象的哲学本质，是一种崭新的研究尝试。本研究的展开既有历史发展的纵线，又有时代发展的横线，既有文化创造理论的阐发，又有文化创造力实现的对比切分，最终汇聚成指导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整体提升的文化创造理念。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创造，也适用于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发展，符合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
本研究的展开将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引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以“东亚”为主题的研究在日本学界较早展开，而美国学者费正清长期专注于东亚相关的研究工作，并始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之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陆续地加入这个研究领域，许多新的意见被提出，大量的研究论著得以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东亚”的各种研究机构已达100多所，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召开了有几百次之多。可以说，学术上不同的研究角度已经涌现出来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1962年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首次提出了“汉字文化圈”的概念，2000年日本出生的韩国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李成市出版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一书，明确地提出了“东亚文化圈”的概念。中国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以《东亚文化圈是一个幻想吗？》为题表达了对东亚传统文化能否延续的担忧，而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东育则从东亚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延续的可能性和文化血脉传承方面提出了东亚发展的新思考。
本研究认为，近代中日文化更新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东亚文化圈后，中日两国文化地位发生迁移所致。虽然对于哪一方占据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这一问题众说纷纭，但西方文化对中日文化以及东亚圈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客观上来说，在近代化进程中，作为东亚圈边缘文化的日本文化在受容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对原本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华文化进行了反哺。当今时代，信息传递不断加速，全球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仍然引领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原本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心的中国文化，还是处于边缘的日本文化，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都已经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日本文化不仅在文化内容上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反哺，在文化创造方式上也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而基于文化受容过程中并行文化存在的可能，本研究认为东亚圈文化不会消亡，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着独立发展的文化自信，虽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消沉和滞后，但这也正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发性在适当的文化创造环境下必然会再次得以复苏；而日本文化一直以来展现的正是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焕发创造活力的文化创造姿态，其文化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因此，我们相信东亚文化圈必然会焕发新的文化创造活力，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