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 武士思想与西方文化受容
因为日本文化创造的受容性倾向，其近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外来文化进行移植的倾向。欧洲的近代化从内部自发展开，作为其近代化的一个侧面，国民意识的上升是伴随着旧制度时代欧洲所存在的文化共同体的崩塌的。这种国民意识反映到日本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主张的出现，而外来语言的跃然纸上也说明日本的近代化正是一种西洋化。
虽然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抬头还是外来语言的进入都是对西方的借鉴，但并不是说还没有出现日本本土化的近代化萌芽。具有近代萌芽性质的生产组织、思想、知识等都是在德川时代末期出现的。也有日本学者做出过假如没有家光的锁国政策的话会怎样的假设，但是这种严苛的禁令的实施在当时的日本还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这种政策在200余年的日本历史上作为无上的权威被代代相传。明治时代锁国禁令的解除正式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而禁令的解除有着内外两个方面原因，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力量，外部的冲击力量也决定了日本近代化的特点。
毋庸置疑，在日本国内，持续200年的政治和平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武士阶层的存在则展现出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状况。但是否定封建制度的思想并没有演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外交问题上所引起的尊王攘夷的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倒幕的号召，幕府制度本身就在开始崩塌，即使是作为倒幕运动当事人的新政府也未曾料想到，幕府最终的倒台与封建制度的废止之间的关系。以天皇为首脑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与其所说是运动发起者的意图不如说是事件发展的趋势所致，而其中外国的压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王权复古思想原动力的国学思想在明治维新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维新时所设立的神祇省在数年之后改为教部省，再之后教部省被纳入内务省。
维新改革是日本人用自己的双手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改革，维新的自发性中也有像贫穷的人为了不挨饿而积极进取一样的成分。因为有外界的压力，从占有国民总数大部分的顽固保守派看来，在改革措施中有外国的痕迹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障政治的独立，在产业、经济、军事等方面借鉴西方经验在文化上自发地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是必然的。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其关于生活环境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往往自己所期望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是国民顶着“文明”的名头被西洋化，这个从事实来说正好与日本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移相重合。这种资本主义为了对抗其他的先进国家，在国家权力的庇佑下得以延续发展。
政治上独立、文化方面被殖民的道路是适合日本的近代化发展的，武士阶层作为明治维新的主导力量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有着其恰当性。德川时代采取了冻结军事组织的政治体制，治国方针以文治主义为主，看起来好像是有些矛盾，但是从目的上看冻结军事组织和文治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其结果之一，随着武士阶层文化素养的普及，产生了动摇幕府权威的复古思想，这样一来日本文化素养的担当从僧侣和公卿转移为武士阶层和一般的町人。前面所提到的佐贺藩藩学制度便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实例，明治维新的功臣们虽然不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都有着可以做一手好汉诗的素养。但是武士阶层并不是为了学问而学习，他们的本业是剑术和战斗，所以爱国心以及处理生死的觉悟的养成是他们接受教育的第一要务。
有很多的日本人在汉字的世界里进行着诗文的创作，也有很多的日本人专注于经典著作的注解。但是，对汉字进行深入研究的行为是所谓的学者或者具有特定职责的人所应该完成的事业，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则另当别论。此外，很多的学者因为被称为腐儒而感到羞耻，期盼着可以使学问从一己之修身到治国当中都起到效果。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拥戴幕府的武士的社会组织首先以战争为目标得以建立，战事来临时的觉悟被作为日常修行的目标，在这样伦理形式下的功利主义构成了西洋文明移入的根基，从而在日本的近代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德川吉宗于1720年实施洋书解禁政策以后，西学以自然科学为中心，其必要性和优越性在实用的立场上得到了日本的认同。例如，幕府末期的战争危机中，日本对西学学习的中心从医学转移到了军事学，同时西学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各个藩国渗透。自不待言，当时的武士阶层在情感上毫无例外都是攘夷论的追随者，而即使武士阶层中被人们所公认的彻底的西洋主义者福泽谕吉等人在风土人情、文学美术等方面对西学也是深恶痛绝。但是本来以“武”为根本的武士们肯定会被强者所吸引，他们天然地拥有着通过取得先进的武器装备而变为强者的欲望，所以武士阶层中抛弃世俗偏见，以武器的使用和生产为中心积极吸收西方技术的人才辈出，而促进武士阶层这种转变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根据时局的需要适时调整的思维。
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一理念被后世错误地理解为简单的和魂洋才，象山的这种主张其实是他骨子里的朱子学理论与当时的时局所带来的危机感自然结合的产物。象山专注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因此他所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将朱子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同质化，谋求东西方思想的融合。他曾经说过，宇宙的实理无二，斯里所在异理不存，近代的西洋发明从实理上来说都足以弥补我们的圣学。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异理不存”的说法，象山这种“异理不存”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仁人志士，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导思想。在吸收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学术的时候，这样的观点可以消除他们内心最大的抵抗。而且作为武士其根本的伦理观念还是没有改变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技术时认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东西，剩下就是努力的问题。
无论福泽也好还是佐久间也好，他们都是藩士子弟出身，深受闭关锁国时期藩学教育的影响，追求的是成为实干家那样的斗士美德，这也是与通过科举制度登用长于诗文的官员的中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相比，日本比较容易吸收西洋文化的根本所在。正是有着这样的武士思想，日本的近代化将社会混乱限制在了最小限度之内，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同时作为消极方面，因为武士思想和伦理的存在，不管日本吸收了多少的西洋文化，其骨子里的武士道德和人生观根深蒂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只是注重政治上的独立性，必然会给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命运带来灾祸，也不可避免地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永井荷风在日俄战争之后，曾经说到过，“今日之日本已经摒弃了封建时代的美德，只是残留下封建制度的恶弊”，这样激烈的言辞并不是意气用事，确实有着真实的内涵。
武士的气质与西洋的功利主义的嫁接为当时西洋文化实用方面的输入创造了坚实的精神基础，特别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因为其后进性，与国家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也为西方文明的进入起到了天然的保护作用。就像为了保障军舰的装备和航行而牺牲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样，日本的资本主义通过降低国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取得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国家权力从利用关税来防止外国商品的竞争到通过取缔劳动运动社会主义、农村的贫穷化、家族制度的维持等方式保障劳动者的供给和吸收失业者，想尽一切办法依靠资本家谋取富国之策。
明治之后，官制或者官方允许的思想家所提倡的传承日本国有的美德和风俗，都是与这种实际要求相一致的，因此这些官方思想家的学说在接受过合理主义教育的学者看来都是滑稽可笑的，官学思想家自己也不是真正地相信自己所提倡的学说，只是认为这样的学说对适应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有益处，所以将这些官方学说当作将西方文化引入日本社会的基盘而已。武士的子孙在资本主义当中是可以选出几乎全新的封建组织的，例如，“二战”之后控制日本经济界的大财阀内部就弥漫着江户时代家族企业的浓重气氛。
“和魂洋才”和“士魂洋才”是一个意思。武士思想最能够代表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通常情况下，革命时期会有很多种思想潮流相互碰撞，明治时代作为日本近代化的革命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种思想潮流，具体而言有儒教、佛教、神道、基督教等宗教，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等，它们之间相互碰撞。虽然表面上多种思想潮流相互斗争，但是它们有一个共通的价值体系，即，基于武士阶层情愫的社会道德。不仅是和洋思想的折中主义者，即使是积极吸收西洋思想并为之奋斗的极端西洋主义者从今天看来他们的内心都存在着武士阶层的情愫。福泽谕吉的“瘠我慢之说”当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武士情愫，中江兆民和内村鉴三也有着这样的武士情愫。对于明治时代成年的那一代人来说，武士的气质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消亡，大约明治十年（1877）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里仍然保留着很强的武士气质。欧森外晚年所著的史传当中也阐明了他所构想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不是武士出身的夏目漱石在同一时代对文明的批判时也是依靠着以武士之魂得以展开的，这些在夏目的随笔和手记中都是有迹可循的。
随着与西方交流的不断密切，除了技术与工业之外，开始出现关注西方的社会关系、逻辑等人文科学知识，并将这些与日本的制度、社会关系等进行比较，发掘其长处并积极引入日本社会的潮流。跟随这样潮流的人，极易陷入空想，与自己的言行产生矛盾，反而不能为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们依然坚持自己单纯作为批判者的立场，坚信自己所谓的真理并大胆提出主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这些学者对明治社会的近代化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近代社会的统治者允许反对者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社会向近代化发展的一种体现。例如明六社、自由民权运动、基督教、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等在明治时代都被允许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鼓舞人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