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　对佛教的批判

近代以前中国更多的是以中心文化所彰显出的文化自信来同化外来文化，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外来文化总是积极地调整，进而以中国化的姿态融入中华文化。

原始佛教认为出家人离开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管是政治上的君王礼行，还是血缘上的父母长辈，出家人都不用礼敬。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受限于中国儒家学说在政治上的主流地位，佛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和行为必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礼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咸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662）的争论最为激烈，这些都迫使佛教积极进行中国化以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到了元代，佛教僧人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

传入中国的早期佛经的翻译就已经注意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问题，在中国被称为“护国三部经”的翻译，即后秦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所译的《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及北凉昙无谶（385—433）所译的《金光明经》就是早期佛教适应中国王权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佛教的许多名僧一改印度佛教不问政治的传统，与帝王及贵族建立各种联系，甚至直接为帝王出谋划策。如西域高僧康僧会（？—280）就与吴主孙皓建立政治往来；东晋道安（312—385）深感佛教发展之不易，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3]（《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的著名论断，还积极向前秦主苻坚出谋献策；十六国时期的印度僧人佛图澄（232—348），被后赵石勒尊为“大和尚”，协助办理后赵军政机要；后秦主姚兴远迎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北凉沮渠蒙逊迎昙无谶为军政参谋；宋孝武帝重用僧人慧琳（生卒年不详），请他参与政事，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僧人（主要是名僧）参政并不少见，也是中国佛教关注政治、与统治阶级合作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学术思想界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的出现，佛教、道教思想渗透统一到了儒家哲学之中。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独霸学坛，由汉至唐经学都颇发达。但汉儒治经偏于考据，流于破碎；唐儒则重注疏，过于支离。宋儒不屑拘泥于旧经，注重佛、道融于儒学，便以阐释义理为主，使之发展为新儒学。

可以说，佛教思想进入中华文化主要还是以佛教思想的自身调节为主，佛教思想积极向封建皇权统治紧密结合的儒家思想靠拢，体现更多的是佛教文化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种同化也能够说明中国文化创造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但是中华文化向外的批判力不如同化力来得那么强烈，同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文化的批判都不得不说相对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