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　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

1.理解传统内发性

戴建方在其博士论文《清末の近代文化の再構築問題（1875—1898）：文化変容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中提出了传统内发性^[14]文化受容的构想。从理论上来说，传统内发性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鹤见和子提出的内发性发展论为理论基础，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内发性发展。鹤见和子通过对明治时代思想家南方熊楠和柳田国男的研究认为，日本近代化之路不能只是单纯模仿欧美，而应该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发掘近代化因子，从而走上一条符合日本国情的近代化之路。这种理论所提倡的非欧美式近代化发展道路引起了关注。戴建方从内发性出发，通过对清末文化更新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了三种文化更新的路径。作为结论，戴建方提倡对传统再解释进而再建构的传统内发性文化创造路径。

一般来说，继承传统、吸收新文化，并不断突破传统是任何一个文化谋求发展的内部动机。换言之，一定的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知识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知识背景如果发生变化，文化传统也会被注入新内容和新知识，从而被再解释，最终引起文化的更新，这种更新涉及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变化。因此，戴建方所提出的传统内发性是通过受容外来文化对传统进行再解释和再构建的一种文化更新路径。而本书则利用传统内发性的概念，探明古代到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创造力生成的内部动机和力量源泉。

2.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

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根据时代的要求向传统中注入新精神和新知识，丰富传统、更新传统的过程。先秦的诸子百家—两汉的经学文化—隋唐的儒释道并存—宋明理学—清代的朴学这一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对传统再解释再建构的内发性发展过程。这样的传统内发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也赋予了中国文化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而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所带来的强大文化创造力主要体现为独创性和同化力。

梁漱溟（1893—1988）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华文化的独创性和同化力进行了相关论述。对于中华文化的独创性，他说“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15]，而对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则说“从中国以往的历史征之，其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16]。梁漱溟先生所论及的独创性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拥有着和日本及欧美诸国文化截然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与欧美重视宗教和法律不同，中国更加注重的是道德和礼仪。关于同化力，作为中华民族主干的汉民族从古代开始就同化着周边民族，而隋唐时期儒家和佛教的融合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从文化地理学来看，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与其文化中心地位密切相关。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中心，自然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文化，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辐射文化^[17]。作为中心文化的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之前一直拥有创造符合本民族发展的文化的强烈自信。儒家思想的内发性发展可以说是这种文化创造自信的一种体现。而且，在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时，中华文化往往是将异质文化同质化为本国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吸收，从而使本国文化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