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2　文明开化下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实际是受底层武士阶级所主导的革命，因此取得维新的最有实质性解放的是武士阶层这一事实给这种变革带了两面性。一方面，武士阶层在武士社会中是贫穷的被压迫者，特别是其中具有才华的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封建身份制度的桎梏；另一方面，武士阶层中有人会将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植根于其生活，大力倡导西方的思想移植和生根发芽。福泽谕吉认为门阀制度是武士阶层的敌人，而这种情绪在广大的青年当中普遍存在。受到门阀制度禁锢的福泽谕吉能够看到少年时代所不能想象的自由的天地，去解脱这种束缚并不是只靠自己的努力和幸运便可以完成的，而是因为门阀制度在西洋文明的侵入下已经显现出崩塌的迹象。所以明治维新最初也是在主张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思想下得以展开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废藩的告示中有所体现，如明治三年（1870）土佐藩被废藩时政府的布告中写道：“人是天地间活动的最重要的存在，借天性、兼有知识技能、正可谓万物之灵。”^[3]

但是这种解放的势头只是停留在废除封建时代的身份制度，没有发展到发掘人的“灵性”的地步。武士阶层认为学习西方文明的学问是将自己从上层的权力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有力的手段，并将这种作为启蒙者的自觉加入到了国家概念的框架。明治初年是日本国民权史上十分值得关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可以充分地看到近代社会理念的萌芽状态，以妇女问题为例，这一时期出现了娼妓的解放、契约婚姻、女子赴美留学等。

同时，森有礼另一方面是一个满怀热忱的国家主义者，如他在明治十八年（1885）的学制改革当中，提出了建立从大学到小学的国家主义教育体系的建议，这样在明治初年就已经出现端倪的近代人的自觉，转向于完全响应国家需要的方向。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有素质的母亲对国家也是有用的，都是出于这样的立场。因此可以说下级武士阶层的思想形成了文明这一概念的内容，由于明确了自己服务于谁，武士阶层便可以安心地为国家服务。

文明开化与武士阶层所构想的富国强兵是一致的，武士阶层有了这样的自信，即为了文明而生活，同时也就是为了国家而生活，而普通的民众把为了文明而作出牺牲的武士作为偶像，自然也会认同这样的理念。武士阶层尊崇没有比人更高贵的事物这样的近代理念并没有享受幸福，也不认为这是取得权利的原则，而是为了某一目的放弃了以前的生活，鞠躬尽瘁。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下级武士出身的革命指导者们来说，还是对一般的民众来说，文明和国家，就像是曾经的封建领主那样，是他们应该服务的对象。这样的封建性的心理的延续，或者说封建道德的存续并没有影响日本的近代化社会的形成，相应地，忠义的道德被出世的美德所替代。个人主义或者利己主义逐渐被作为个人行为的原理，但这并不是说要将个人的意识与社会对立起来，应该在与社会的协调和妥协当中满足自己的欲求，也是在国家允许的框架之下。日本国民对外的情感也可以充分体现文明被武士阶级所引导，根据文明的原则和外国人交往时，日本人以平等为前提，提倡相互遵守世界万国之公法。但是万国公法之中的语句也是与现实相去甚远的，例如日本与欧洲各国于安政年间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与各国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入，日本人日益感受到这些条约的弊端。文明所掩盖的事实是，希望国家以军事力量为背景，首先展开的是经济的侵略，这一点日本人已经足够清醒地认识到了。明治初年涂春雨就曾经预言过，日本未来能够保持独立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此他为了不让孩子受到外国人的欺凌，曾经想让儿子去当僧人。这种与外国人交往会成为非常难的事情的认识也阻碍了明治维新思潮中人性解放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国权论或者国粹论等风潮出现，也出现了文明主张不断的功利化，这些对于外国的压迫所产生的反应，可以说是来源于武士阶层的精神的。当时的执政者这样认为，一方面与西方列强相角斗，另一方面对同样受压迫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采取模仿西方列强的政策。

虽然同样受到了压迫，日本并没有想与其他已经受到压迫的国家共同提携，而是努力挣脱弱者列，与列强为伍，这是出世理念在国家舞台上的重演，同时也招致了日本今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失误，但是对于武士阶层出身的当时的革命指导者们来说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