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中国古代的《周易大传》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周易大传》有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4]，“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5]，等等。这些名言表达的是古人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想得到大的收获，即所谓有所作为，都应该顺应天时、天意，明辨是非善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为。与这样的思维相呼应的便是古人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为不惧艰难险阻、奋发向前的自强不息精神，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经过很多学术大家的延伸性解读，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深化，深深地烙印在各阶级、各阶层的文化创造实践中，成就了中国人积极向上、奋发进取、永不懈怠的民族精神。孔子既肯定“刚健有为”的优秀品质，又将“刚健有为”上升为一种独立人格，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如《论语》有说：“刚、毅、木、讷近仁”^[6]（《子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述而》）。孟子将刚健有为思想具体化为“养浩然之气”与“大丈夫精神”，说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8]（《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提出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大大拓展了刚健有为的思想。他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是可以达到“制天命而用之”^[10]（《荀子·天论》）。王夫之进一步将主动性、能动性与刚健有为联系起来，说道：“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11]（《周易外传·无妄》），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12]（《周易内传·大壮》）。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从文化哲学上来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独创性、自觉性和自信心。人所生活的世界是文化的世界，文化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形成。正是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实现了时代性和永久性、地域性和一般性的共赢，使中华文化超越了文化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成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创造进程中，形成了对本民族和本体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如华夷思想和大一统的观念；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点、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价值观念，如“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经济层面上，中国是农耕经济的源地之一，一直以来文化生产力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不断发掘自身的创造性因子来完成文化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为人类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思想层面，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不断得以扬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也被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所学习，并作为各自传统道德观的一部分固定下来，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真、善、美也为人类的思想解放、人性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基于中华文化创造的诸多成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人类生存与文化的现实关系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总是体现为文化从适应人类生存，到与人类生存产生不适应，再到与人类生存相适应的反复的螺旋式的上升。因而可以说与人类生存相适应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趋势。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化自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每当面临着历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时都会积极地审视自身、明确方向，锐意改革。政治上，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本身就是这一文化自觉的充分写照。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以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易姓革命”来评判中国文化缺乏传承性，而“革命”的思想却恰恰说明了中华民族在面临文化不能适应人类生存的情况下，会自我反思和自我觉悟，主观能动地进行文化改革和更新。革命往往意味着彻底的打倒，这里打倒的是不适应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旧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包含着对旧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的文化自觉，这支撑着中华民族在面对旧文化的阻力甚至是疯狂反扑时，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最终完成文化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