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内发而乏力的中国文化批判力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批判性思维。儒家经典论著《礼记·中庸》将治学方法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即在达到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分析所学，提出疑问，深入思考，明辨是非，付予实践。并且，儒家学者认为治学的五步中“存疑”“质疑”，即善于思考是取得学问水平提高的关键。这种“质疑”精神恰巧是抓住了批判性思维能够提出问题、保持敏感的特点。另外，《孟子·尽心下》说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说明了孟子也强调在学习上应该把握住批判性思维，随时抱有怀疑的态度。儒学对批判性思维的提倡被后世所继承并得以延续，宋人陆九渊提倡治学当中的“怀疑思想”，他认为学习最担心的是没有疑问，有疑问并提出来进行解决，学业才会有所长进，小的疑问有小长进，大的疑问有大的长进，即所谓“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3]（《陆九渊集·语录下》）。宋人朱熹则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朱子语类》卷十一）朱熹认为，读书学习的时候，需要有质疑的精神，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最后达到解决问题才会有所长进。明人陈献章说：“前辈谓学者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5]（《陈献章集·白沙子与张廷实》）陈献章认为，质疑是觉悟的开始，只有质疑并经过思考才能有所长进。以上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批判性思维，并得到了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里的批判性思维被限制在治学方面，只提倡为学中的“质疑”思想或者“怀疑”思想，未触动儒家学说的伦理观念以及儒家思想与封建皇权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制度。而历史上对儒学和封建儒学进行批判的代表性学者是百家争鸣时期的墨子和明末的李贽。

另一方面，由于古代交通、信息传播等方面技术的落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缺乏文化交流，缺少思想观念的碰撞，一个国家的民众往往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一种或几种思想文化。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大海、高原、荒漠环绕，与外界交流困难，所以中国古人很难接触到国外的思想和文化，多数人只能接触到中华文化这一种文化，只能接受有限种类的思想和文化，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在有限的几次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锋中，因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往往是外来文化做出适应性的调整被同化到中国的本土文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积极调整，与道教一起融入儒学当中，在两宋时期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