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 日本受容激发农耕下的城市经济
5世纪后流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冶炼、制陶、纺织、金工技术，为日本手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铁器由倭锻冶、韩锻冶等专业部民专业生产。韩锻冶是从朝鲜带来的先进铁器制造技术，促进了日本铁器生产的发展。在奈良县上锅古坟中出土的铁板与新罗古坟中出土的相似，说明了这一时期生产的铁器原来主要是从朝鲜输入。古坟时代陶器有土师陶、须惠陶两种。土师陶是继承弥生陶器传统的烧制技术，5世纪后出现的须惠陶是采用大陆的烧窑技术生产的硬质陶器。6世纪后半叶，须惠陶的生产普及到西至北九州岛，东到石川、静冈各县。纺织业的显著发展是织机上采用了机梭，这样织出的布经纬纱都均匀。而古坟时代的制盐陶器在沿海各地的发展，也说明了当时制盐相当普及。而这种陶器的使用也说明了当时的制盐方法是以陶器煮沸海水提取盐结晶的方法。当时的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中央的各寮、司设置手工作坊，生产高级手工产品等。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金属工业，铸造、锻造、镀金、雕金等技术已达很高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大佛殿碑文》记载，铸造这尊大佛耗费739560斤铜、12618斤白银、10446两金、58620两水银。商业发展方面，平城京设有东西两市，畿内等地也出现了市，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三轮，河内的饵香市以及摄津、伊势、近江等地各有一市。
平安时代，手工业进一步专业化，促进了日本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奈良、京都这样的古老城市以及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如织匠、木匠、刀匠、炉匠、漆器匠等。这些工匠或者订货生产，或者从事寺社和官衙的修建。这一时期，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并出现了成为“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了被称为“贩夫”的独立商人。而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问”一类的商栈。京都、奈良等先进地区仍是手工业的中心，但地方手工业也纷纷兴起。在靠近各种原料产地和交通便利的地点，金属冶炼、铸造、丝织、麻织、造纸、酿酒、陶瓷制造等多种手工业都有发展，出现了诸如镰仓、博德等新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者日益脱离农业而独立，分化成为专职工匠，技术水平大大超过前代。例如锻冶业中就体现出农具和武器锻造的专门化，出现“镰刀锻造”“锹锻造”“箭锻造”“刀锻造”等工匠名称、锻造技术，尤其是刀的锻造技术发展突出。
镰仓时代，市集已从不定期发展到定期，每月三次，并且从先进的畿内及其周边一带普及到全国各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庄园，此时大抵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交换经济的旋涡。至镰仓末期，从庄园中小名主阶层中到市集做买卖的人增多，后来定居市场，转化为市场商人。前期以来居住在水陆要地经营货栈、为庄园领主保管、运送或代理贩卖庄园年贡的“问丸”，至镰仓末期有一些脱离了领主，成为专门从事转买转卖和经营运输业务、供应城市店铺商品的居间商人“问屋”。从13世纪起，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出现了被称为“座”的同业公会。“座”需要向各自的“本所”——朝廷、贵族或者寺社庄园领主纳税，以此为代价获得免税通过各地关卡的权利以及在一定地区采购原料、制造和贩卖商品的专营权。“座”的形成对日本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交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便会引起货币的需求。从13世纪起，交易中较多地使用了钱币。由于当时日本不铸造货币，通用的钱币是日宋贸易中输入的宋钱。
室町前期手工业生产方面形成了行业的区域分化，如美浓、播磨、越前等地以造纸业而闻名，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濑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制漆业首推中国地区。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形成了金属制造业的中心。加贺、美浓、尾张、常陆等地是纺织业的中心。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市场繁荣。当时市场遍及全国各地，从“三斋市”（每月开市3次）发展到了“六斋市”（每月开市6次）。镰仓末期以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居间商人“问屋”，在水陆要地和城市里日益增多，拥有巨额财富。有些还经营海外贸易，变成大金融业者。商业从业者的“座”（同业公会）多起来了，在经济发达的近畿地区，尤其在京都、奈良及其周围最多。以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和一乘院为本所的座就有油座、酒座、冻粉座等80多个。山城大山崎离宫所属油座规模巨大，拥有10多国的荏胡麻及其制品买卖的垄断权。
交通发达，运输力很强的海上交通尤其发达。主要的海陆干线有从中国、四国渡濑户内海进入摄津的兵库，再溯淀川通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有从北陆方面经越前的敦贺，横穿琵琶湖直往大津、京都的路线；还有一条是沿东海道沿岸航至伊势的桑名登陆，再从近江通到京都。
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除原来一些古老的政治、宗教中心京都、奈良、镰仓等城市在继续发展成为商、工业城市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有些是在港湾、交通枢纽处发展起来的港湾城市，著名的有对外航路的起点堺（和泉国），濑户内海北岸的兵库（摄津）、小滨（若装），琵琶湖沿岸的坂本（近江）、大津（近江）等。另一些是“城下町”，这是在守护大名的山上城堡和居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平原地方产生的。守护大名居地日益增多的家臣等消费阶层，把手工业者和商业居民引向这里，这些城市在室町后期尤多，最典型的有山口（大内氏城堡）、静冈（今川氏城堡）。再一些是寺社门前的“门前町”，以字治山田（三重县）为代表。定居在城市里的商人，从镰仓末期起开始被称为“町人”。15世纪的日本城市还都处在守护大名的统治之下。
室町后期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是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货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増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陶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一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高级纺织品的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和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销售的商品。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经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角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达20万左右。进入16世纪，堺、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华。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
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逐渐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舍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袛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是由各町町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堺市。堺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之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其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堺也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而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堺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至15世纪末产生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叶，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三面围以护域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这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堺富庶而和平，像意大利自由城市威尼斯那样实行自治[54]。当时堺的人口已超过5万。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命令堺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堺拒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堺议会便致书另一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重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55]。
除堺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是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安土桃山时期，在商工业方面，织田信长制定了《乐市乐座令》，否定了“座”的特权，鼓励商人定居，减免相关徭役和税金等。丰臣秀吉在1591年下令废止京都、奈良的座组织，将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确保了商业利益。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织田于永禄十一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打击了关卡设立者寺社和封建领主的势力，到1596年为止，丰臣废除了全国的关卡。
德川时代，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期，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岛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坂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岐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姚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阪的市）的酿酒等，闻名全国，营销各地。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56]。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阪、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六年（1693）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57]。大阪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阪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
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阪、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