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力的特点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蕴含着批判性思维的，而且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文化批判主要是围绕着儒学而展开。不管是儒学在治学方面的质疑思想，还是百家争鸣中墨家对儒家的反对，以及李贽对帝王儒学伦理观的批判，都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些文化批判更多地来源于中华文化传统内部的文化自觉，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批判力更多地体现在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批判。

中华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灿烂，中华文化内部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批判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和展开，对儒家的批判趋于势微。儒学所提倡的质疑精神也在儒学与封建帝制结合形成帝王儒学之后被限定到了读书治学方面，已经不能形成对儒家封建伦常的自我批判。如东汉政府就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国，即所谓的“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严重的还可能违犯法条。同时这里说的师承并不是其他学派的师承，而是被强调于儒家的师承关系。《后汉书·儒林传序》中有云：“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14]，这正是在儒家师承观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提出的一种要求。宋人宋祁的《宋景文公笔记·考古》中有云：“王弼注《易》，直发胸臆，不如郑玄等师承有来也”^[15]，这句话也突出了著书立说中师承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维被禁锢在师承、君臣等儒家伦常之中，其想象力和思考力被扼杀、变得僵化。

皇权专制统治不希望民众拥有思考能力。因为封建统治者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因此几千年来，在教育上一直利用儒家的封建思想对知识分子进行思维控制，使知识分子丧失了思考能力，这样就不会有对皇权的抨击和批判。统治者更是从思想源头上充分利用“学而优则仕”^[16]（《论语·子张》）的儒家思想牢牢地控制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这种色彩鲜明的功利意识不管对古代的能人志士，还是现代受教育的群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通过封建色彩严重的科举考试，踏上了成功的道路。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为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古代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即使像清初唐甄曾有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7]的名言，但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也还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18]。

另外，从哲学的基本要素来看，儒家学说的很多经典论述并没有对概念的本质内涵做出精确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中华文化更多的是偏重于“道可道，非常道”的领悟，由于知识储备、生活经验等的不同，每个人对某一事物的领悟所达到的认知层次都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概念都缺乏最一般的精确性、普遍性的释义。中国的儒家文人，从孔子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对所谈论的对象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普遍性定义的习惯。例如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智”？什么是“信”？这些都没有精确、普遍、严格的限定。中华文化以及儒家学说中相关哲学概念的模糊性或不准确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从孔子及儒家开始，中国人就没有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眼前具象的实物对象来说，“是什么”的问题似乎很好解决，例如这个是喝水的“杯子”，那个是吃饭的“碗”之类。但对于抽象的，乃至想象的对象来说，例如“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上属于抽象的或设想的概念，如果没有严格、精确、普遍的定义，它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没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也就不可能利用它们去具体地实践“做什么”，自然也更不可能去进一步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中华文化中虽然存在着自我批判的思维，但还是缺乏逻辑性的，不可能充分地发挥自我批判的能力。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时更多采取的是同化的方式，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的潜移默化，这种同化往往呈现出的是外来文化基于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进行自身调整而融入中华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化外向型的文化批判力表现得并不是十分明显和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