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中日文化比较的视点和方法
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课题,迄今已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种研究方法和视点:
从文化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文化比较。如庞朴先生早在1985年开设“中国文化比较研究”讲习班时,就曾针对文化学的理论问题做了若干探讨,并认为文化问题及文化比较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结构、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庞先生还提出了被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化结构三分说:文化结构大体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去认识文化并加以比较的方法,早已经为学术界所认同,并且成为认识文化和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视角。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乔翔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国际海洋经济基本关系之互动——兼对中、日、韩三国情况的初步考察》(第18次东北亚细亚文化学会,2009)、贾华的《对日本文化双重结构的思考——兼论中日文化之差异》(时代文学,2010)、赵慧的《中日婚姻观的比较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4),等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的各种关系、价值取向等既是社会学考虑的内容,其实也适用于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对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构造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中根千枝(1967)的纵向社会结构理论,以及土居健郎(1971)提出的“娇宠”[21]理论都对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从跨文化传播学高低语境文化角度比较中日文化。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个层次,即显性文化层和隐性文化层[22]。中日学者在对两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是通过显性的文化现象的例证,进而展开隐性的文化精神和本质等的比较。如近年王娟《从中日谚语看传统社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孙明秀《14—19世纪中日鹤纹之比较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6)等论述研究。
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整体解释中日文化的异同。中日文化交流史不等同于中日关系史,自古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有过文字的交流,有过文本形式的交流,有过宗教的交流,有过学术思想的交流,有过制度文化的交流,近代初期有过西学的交流等,当代又有影视、服饰、歌曲等领域的交流,这些构成了灿烂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交流的不同侧面可以搭建出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态度、时尚和所憧憬的内容。《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全10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由王晓秋、王勇、严绍璗、中西进、源了圆、大庭修等中日学者共同编撰,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大成。
从语言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的对比中看中日文化。语言和文学都是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文化的积淀和文化形态的变迁;语言特别是言语则能够集中表现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心理、精神要求。如孙晖苑的《中日两国语言中“气”与“心”的多重语义结构》(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周莉的《中日感情表现的对照考察》(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等等。